【305】 魏晋风度（上）

魏晋两百年，中国的天，是漆黑色的；中国的地，是血红色的。从群雄割据到五胡乱华，这是一段用眼泪浸泡着白骨堆出来的历史，每一个角落都书写着亡魂。

在无休的混战之中，在无情的铁蹄之下，这本来注定是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那纷飞的箭雨，那肆虐的刀剑，理应早已将所有的美好抹杀。

可是，在那遮天蔽日的杀气背后，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片光明。在这个早已被阴暗和丑恶打上标签的时代里，分明有一片天空，是金色的。

是的，那是思想的天空。

战争、杀戮，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去人的生命。可是，它无法阻止人在还活着的那一刻，歌唱，思考。

在东汉王朝轰然倒地的一刹那，王朝所经营的经学和谶纬的思想牢笼也一同破碎了。那些被重新放飞的思想被扔进这个生命去若朝露的现实中时，它们被深深地震撼了。

生存，从来没有像这般艰难；灵魂，却又从来没有像这般无拘无束。

当自由与危险同时袭来，一股全新的思潮爆发了。

那是生命深处的觉醒。生命，人生，开始被重新诠释。

是为魏晋风度。

空前，绝后。

它虽是乱世，虽然旧有观念打破之后强烈需要新思想的诞生，但它不会是战国黄金时代的再现。因为，不再有稷下，不再有求贤若渴的诸侯王。你纵然是吴起商鞅再世，也不会有用武之地。因为，不再有文侯，不再有悼王，不再有孝公。你若是孔孟再世，则连听你唠叨的国君都不会有了。

所以，这个时代的人们，大都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转而开始思考宇宙和生命本身的意义。故而玄学出，故而佛学盛。

在这个时代里，关于玄学、关于佛学、关于风骨，我们前文均已聊过。这里要追忆的，则是这种思考衍生的另一项辉煌的副产品——艺术。

艺术，是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难想象，从我们的生活中抽去音乐、文学、电影、电视，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同样道理，把任何一个文明中的艺术成分抽掉，那文明也就立刻干瘪下去了。

魏晋，就是一个为我们的文明增添血肉的时代。

魏晋时代的艺术，最为突出者，莫过于文学。文字，是思想最直接的展台。

前文提过开一代新风的曹操。建安七子，领一时之风*。但其中文学成就最高者，那肯定不是曹操，而是他的儿子曹植了。后世谢灵运有句名言：“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今天下共分一斗。”（故此有成语“才高八斗”。）南朝钟嵘在他著名的文学评论《诗品》中则说，文学界有了曹植，好比“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

或许有人不禁要问，曹植的本事，真当得起如此评价么？对于一些对诗文不那么感兴趣的朋友来说，除了那四句著名的七步诗之外，能随口诵出的出自曹植的名句恐怕并不多。那么他哪来的那么高的地位？

这我们得退回到当时那个时代来看。曹植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二。

其一，他让汉语更美了。虽然跟唐宋那个诗词成熟的年代相比，曹植的文字有时显得雕琢痕迹过甚，这也是为什么他流传到今日的名句并不多。但作为斟词酌句的开路先锋，我们实不能对他要求更多。何况在魏晋那个疯狂追求美的年代，曹植那些散发着浓烈色彩的文字自然会受到追捧。《洛神赋》、《铜雀台赋》从一问世起，就令无数人为之倾倒。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植的文章，是作为范文供人学习的，深刻影响了其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所谓六朝文字的华艳之风，可以说是跟曹植大大有关的。（六朝，通常指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

其二，就是首次大量采用五言诗体。五言诗在我们的历史上出现过了，虞姬和班婕妤，都给我们留下过令人心碎的五言诗作。但五言诗作为主流诗体，是从曹植开始的。从四言到五言，看上去只增加一个字，但难度却增大许多，对文字的把握和运用能力的要求一下就提高了。是曹植，给出了许多完美的范例。“秋兰被长板，朱华冒绿池。”“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这样的诗句，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却已隐约为后人勾勒出了五言诗的写作方式，功劳不可谓不大。

提到五言诗，顺便提一句。中国最早的七言诗，也出自建安七子。不过不是曹植，而是他的哥哥曹丕。一首《燕歌行》，虽在格式上尚显稚嫩，但情感充沛，被后人誉为“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足可称得上划时代的作品。

（待续）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建安七子的衣钵传人，当然是竹林七贤。饱含着真性情的诗句，洋溢在他们的字里行间。

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处处透着感伤，令人读之心碎。“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诗中分明诉说着，潇洒不过是悲苦的掩饰罢了。

嵇康活得则是真正的潇洒，“目送孤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是第一个把隐逸之情抒发得如此淋漓尽致之人，让人恍惚间忘记了那是一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我们几乎想象不出，”兴高采烈“这个最富朝气的成语，是被创造出来形容这个黑暗时代朝不保夕之人的。（语出《文心雕龙》：“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嵇康，字叔夜。）

就这样，悲苦的阮籍悲苦地活着，潇洒的嵇康潇洒地死去，讲述着生命与生活永远的矛盾。

至两晋时代，七子已逝，七贤已远，但新风已开，文学史上一个接一个高丨潮丨仍未止歇。

西晋一朝，文学家不少，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一为陆机，他的《文赋》，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讲述文学创作理论的论文。可人家这部论文，偏又用赋体写成，被誉为史上最美的文学评论。二为潘岳，以擅写悼亡诗闻名于世。但在一部通史中提到他，倒不是因他的文学成就，而是因他的容貌成就。他常以另一个名字为我们所熟知，那简直就是男性美的代名词——潘安。“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一方面说明潘安美到了一定地步，另一方面当然也可看出，晋时的民风，还是相当开放的。

到东晋，文学到达了一个真正的高峰。两位十分重要的诗人登台了。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那个自称“我得一斗”的谢灵运了。李白的名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分明是用他来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了。

谢灵运是名将谢玄的孙子，幼年信奉道教，中年皈依佛门。433年，作为刘宋王朝打压豪门的牺牲品，谢灵运被冠上一个谋逆罪名，当街斩首。

在政治的漩涡中，无论你何等才华，只要是统治需要，随时可能被轻而易举的捏死。飘摇的年代，人生只如浮萍。

所幸的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歌唱过了。他留下的那些山水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他也因此被奉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清新自然之风，从此掠过那些在经典中埋头苦读的书生，浸润着他们的心灵。在人事重于一切的中国哲学体系中，太需要这样的空气了。在后世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人为我们带来的美妙享受中，也少不了谢灵运一分功劳。

谢灵运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深远，而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位文学家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在人们列举古代顶级诗人的时候，常有“屈陶李杜”的提法。屈原我们已经送走，李杜尚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有幸在这个时代，迎来了第二位大诗人——陶渊明。请看下集——魏晋风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