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院的暴行激起了全罗马的愤怒。选举日暴动的发起者，大西庇阿堂弟的孙子，西庇阿·纳西卡（说起来还是提比略·格拉古的表兄），成了罗马的全民公敌。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向他咒骂。最终，这位西庇阿家族最大的败类不得不灰溜溜地逃出意大利，最终客死帕加马。
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元老院也被迫沿用格拉古法案。格拉古死后的六年间，八万罗马平民分得土地。
（待续）
这几年，是罗马贵族与平民斗争最热烈的几年。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寸土必争，时光仿佛又回到了高卢入侵之前那段热火朝天的阶级斗争时期。
公元前123年，小提比略九岁的弟弟盖约·格拉古也当选了保民官。他更加大刀阔斧地延续了他哥哥的改革措施，也就更加惹恼了元老院。
与他哥哥在选举日身亡不同的是，他史无前例地连任了保民官。
但他仍然没能保住自己的命。
他连任后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暴乱爆发。元老院再度取得胜利，三千格拉古的支持者被屠杀在罗马街头，盖约·格拉古本人也被杀死，首级被砍下来，挑在矛尖之上带到了元老院。
为期十年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就此被镇压，土地改革法案被废除，大地主重新出现，元老院看上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可格拉古兄弟的死，却使得罗马市民彻底丧失了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他们又开始拒绝服兵役，而从各个殖民地征来的士兵，又远远没有从前罗马军队的那种战斗力。
罗马一旦战力下降，四周不安分的民族立刻活跃起来。
内忧，直接导致了外患。
公元前113年，一支印欧部落突然从阿尔卑斯山南下，闯入曾经的高卢地区，势如排山倒海，将罗马北部边防碾得粉碎。这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凯尔特高卢人，而是一个新登场的角色，一个在日后世界历史中将要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族群——日耳曼人。
北面刚刚出了乱子，南面也开始不消停。几乎在同时，努米底亚新国王，马西尼萨的孙子朱古达也开始挑衅罗马。
对外嚣张了几十年的罗马突然之间又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
当此危难之时，公元前107年，罗马城又出现了一位拯救它的英雄，一位因军功当选执政官的平民——马略。
他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平定了努米底亚叛乱，转而北上迎战可怕的日耳曼人。
此时，南侵的日耳曼人主要分为两大部落，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他们分两路向意大利北部平原进军，连战连捷，无人可当。
面对危局，马略找元老院要来了巨额资金，然后专门以高军饷为诱饵，招募穷困潦倒的罗马平民，训练出了罗马历史上第一支真正以拿军饷为目的的职业军队。
公元前102年和公元前101年，在两场决定性的大战中，马略的职业部队先后击溃了条顿人和辛布里人，歼敌十余万，彻底扫除了罗马的外患。
也正是在这几年中，马略因为辉煌的战绩和不可取代的地位，创纪录地连任了五年罗马执政官。
这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连番动荡之后，罗马人终于开始抛弃他们数百年的共和传统。
保民官缺乏实力，元老院不值得信任，罗马公民们开始把他们的热情投向了一股新的势力——将军。
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也正要着落在这些将军身上。
不过，那就是下个世纪的事情了。
在结束这个世纪之前，我们还得转回中国。因为在几位伟大的罗马将军出场之前，一个伟大的帝王已在中国登基。
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史上故事最多，也是地位最重要的一个帝王。他做了许多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件，或许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件。请看下集——独尊儒术。
【191】 独尊儒术（上）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辞世，他年仅十六岁的儿子刘彻继位，为汉武帝。
武帝即位的第二年，便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年号体系。后世一些著名时代的称号，诸如贞观、天宝、永乐、康熙，说的都是年号。
公元前140年，就是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建元。而武帝一朝的大事，也从建元元年就开始了。
说起来，这还真的是一件大事，以至于直到今天，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仍在整个中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这几乎是一件令我们每个人都头疼过的事情——考试。
而社会的怪现象就在于，虽然大家对考试恨之入骨，却都义无反顾地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考试。其原因不言自明：考试，意味着出路。
中国考试的传统，追本溯源，那正是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的。
要是说考试真正形成一项稳定的制度，其实要一直等到七百多年后的隋朝。汉朝的人才选拔方式，仍以各级官员推荐为主。但在人才推荐上来之后，汉武帝加了最后一环：廷试。
也就是说，这些人才们有了直接面见皇帝，一展才学的机会。一旦被皇帝看中，便可一步登天，麻雀变凤凰。
这个场景看上去有些眼熟。是了，战国时期，士子游说诸侯国君，从而直接被委以重任的例子并不少。商鞅、张仪、苏秦、范雎等人都是经典范例。
但我们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这前后的状况并不相同。
之前的战国，诸侯并立，列强间竞争极其激烈。但凡有点抱负的国君，都在苦思富国强兵的良策，都在苦寻经纶济世的人才。这其中，各国国情不同、国君们喜好也不同，士子们献上的强国之道未必只有一种。这也就导致了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对于这些人才来说，他们修习的选择有很多。可学儒、可学道、可学法、可学兵，亦可钻研阴阳、纵横之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来决定自己在学问上走哪条路。只要在这条路上走得足够深、足够远，习得一身本领，便不愁没有施展才华的机遇。诸侯那么多，即便一时碰壁，他日也必定有机会找到赏识自己的明主。
如果我们仔细数数，战国时期半数的顶尖人才，都有过从一个国家转投另一个国家的经历。吴起、商鞅、孙膑、公孙衍、张仪、陈轸、孟尝君、乐毅、田单、范雎……这一长串光耀战国的名字，如果没有投向他国的机会，轻则才华被埋没，重则有性命之忧。
可现如今，这扇机会之门关闭了。普天之下，都是汉王朝的土地。一旦汉王朝不承认你，你便再难有出头之日了。
这会导致怎样一个结果呢？——学术的单一化。
也就是说，曾经的诸子百家，必然要出现合流的倾向。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学术统一的倾向也在所难免。
（待续）
这下子，情势就逆转了。原来是诸侯争相求贤，士子身价甚高；现今是只有一个皇帝，士子必须合上皇帝的节拍。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这商品该长啥样，就只能由买主说了算了。
所以，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后果——政治与学术的挂钩。
再加上考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使得学习渐渐失去了学习本身的意义，而变成了谋求出路的一种方式。大家所学的东西，也由从前的五花八门，变成了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内容。
学习为政治服务，并非中国首创。埃及、巴比伦的学校，一直都以培养政府官员为主要目的。可是，你听说过埃及、巴比伦的学校里培养出了哪些人才么？没有。
再看希腊。米利都学派、苏格拉底学派、柏拉图学园、亚历山大城，人才辈出，群星闪耀，而这些都是与政治无关的学术团体。反观雅典城那些为政治服务的学院，出的人才就寥寥无几了。
于是乎，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早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学术专一化、政治化的代价。曾经的百家争鸣消失了。自此以后，中国历史上涌现的政治人才，对于其它学术领域，开始呈现压倒性的优势。
好，下面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汉王朝的学术，必然对这种积淀有着相当的继承。那么，究竟该继承哪一个分支呢？
我们不妨来简单考察一下这些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状况。
其实诸子百家思想的合流，由来已久。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当然是一百年前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
按照吕不韦的宏愿，这应当是一个部无所不包的经典。但众多思想当中，自有主次之分。仔细究其内容，仍以儒家与法家为主。法家思想是秦国的国策，而儒家又是当时学术势力最庞大的一支。
到了景帝年间，又出了一部可与《吕氏春秋》比肩的综合性哲学著作。那就是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这也是把各家思想揉到一起的一部作品，但其中的主旨又不一样了。它明显受了文景时期黄老政治盛行的影响，从而具备了浓重的道家特色。书中最为经典的那则小故事，塞翁失马，就是这部书主题思想的一个绝妙缩影。
所以说，各家思想比拼下来，还是底蕴深厚的儒家、道家、法家最具夺冠实力。可是这里头，法家是前朝的治国理念。贾谊的名文《过秦论》里面直接把“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作为秦朝败亡的一大主因。如此一来，法家是要不得的了。
那么，还剩下儒家和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