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曾说，他用好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从而有了大汉的天下。而汉文帝也挖掘了三个人，从而有了千古流芳的文景之治。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人，他们同样是二文一武。

（待续）

第一位，贾谊。

我们以前说过，对于在深宫中长大的帝王来说，是很难有机会学习到有效的治国方略的。所以，关乎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的种种政策，大都出于臣下之手。其实世界各个文明都是这样。只不过，并不是每个文明都产生了比较成熟的政治、经济理论。当时世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无非有三个：中国、希腊、印度。可希腊是小规模的城邦政治，印度除了孔雀王朝的昙花一现之外，大多数时间也都处在分裂无序状态。所以，只有中国形成了最为独特的士人、文官阶层，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汉王朝第一个重要的士人，就是贾谊。

贾谊是个典型的少年天才，十八岁文名享誉河南郡，二十一岁被调入中央，担任博士，为文帝所器重。我们这个世上的少年天才，大都是机敏聪慧、博闻强记、反应迅速、能言善辩这些类型的，可贾谊却不同。他对天下局势那种判断和剖析水平，他思维中那种深刻和厚重，都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堪称不世奇才。

许多对中国历代王朝影响极其深远的政策，都出自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之手。这其中，最有名的大约是以下三条。

其一，削减封王势力。自刘邦定下非刘氏不得为王的约定之时起，许多人心里就产生了一个错觉，好像国家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异姓王，封王只要是刘氏就没事了。直到贾谊明确地提出来，诸侯王叛乱与否，跟亲疏无关，只和形势有关，只和强弱有关。所以，最不能容忍的不是异姓王，而是强大的封王。因此，一旦封王势力过大，必须着手分割它，削弱它。

这一政策自文帝始开始实行，一直沿用到景帝，为武帝时实现彻底的中央集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重农抑商。汉初是中国商业尤其发达的阶段，商人阶级迅速崛起，其势力之大前所未有。贾谊据此写了一篇《论积贮疏》，提出了重农抑商之策。

从现代的角度看，好像商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大有好处。于是许多人都抨击商鞅、贾谊等人的重农之策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在当时，事实并非如此。

商业的膨胀，直接导致许多人离开土地，跑去经商，或者去为商贾服务（甚至兴起过自卖为奴之风）。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国家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毕竟，中国与希腊这样的商业文明不同。像雅典，粮食基本靠进口，没人种粮也没关系。可像汉朝，没人种粮就要出大麻烦了。在汉朝，不可能以商业为本。事实上，在农业生产率到达相当水平，可以轻易解决人们吃饭问题之前，一个泱泱大国是必须以农业为本的。

其三，培养接班人。从以前的经验看，无论是秦二世，还是汉惠帝，都不是优秀的皇帝。所以，贾谊特别强调了培养太子的重要性，自此以后的历代君王也都开始把为太子找老师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了。

当然贾谊还提出了许多其它建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绝大部分都为文帝所采纳，为文帝时全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经天纬地之才，人生却很坎坷。由于他的提升太过迅速，朝中许多功勋卓著的老臣看他不顺眼，再加上他瞧不起一位叫邓通的文帝宠臣，时常说些讥刺的言语，得罪了皇上身边的人。久而久之，他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结果，贾谊仅仅在京城带了三年，就被贬出长安，派给长沙王当太傅。在湘江水畔，贾谊自伤身世，想起了百年前投江自尽的屈原，写下了汉赋中的名篇《吊屈原赋》。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贾谊的一生，也算是一个政治悲剧了。

后来文帝还是想念他的，曾经把他召回去过，只不过事易时移，文帝已然不再重用贾谊，君臣谈论的话题也从国计民生转到了幽冥之事。这又引出了数百年后李商隐那几句著名的感叹：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样一位天才，终究没能得到一个尽情施展才华的舞台。跟许多少年天才一样，贾谊死得也很早，33岁时就在忧郁中与世长辞。

应该说，贾谊时文帝一朝最为重要的政治家。而我们之前说的另外两个人才，则更多是文帝为自己儿子准备的。请看下集——文景之治（下）。

【187】 文景之治（下）

第二位，晁错。

从生平身世上看，晁错好像跟贾谊扯不上任何关系。但在政见上，晁错简直就是贾谊的忠实粉丝。他一生都在坚持两个政治主张：劝农、削藩，根本就是贾谊治国理论的翻版。

这些主张对汉文帝来说，一点都不新鲜。文帝也没有重用他，但又看出来此人的确是个人才，于是就安排他去教太子了。结果，晁错的学识、智慧和口才，深深地折服了太子，成为太子最为倚重的人物，并即将在景帝一朝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位，周亚夫。

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他跟汉文帝之间也有个有名的故事。文帝去周亚夫的细柳营劳军，先是听说没有将军将令，连天子都不得随意出入，然后是被禁止在营中跑马，最后见着周亚夫了，人家连跪都不跪，只行军礼。结果汉文帝被周亚夫军中军纪深深震撼，自此视其为国之栋梁。临终传位时特地嘱咐太子，国家有难之际，周亚夫为可用之才。

公元前157年，在位二十三年的汉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位，为汉景帝。

景帝即位之后，果然对晁错言听计从。在晁错的坚持下，景帝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削藩运动。

跟贾谊相比，晁错的削藩理论要更激进些。贾谊讲究的是“割地定制，地尽而止”，慢慢削弱封王势力。所以文帝时，往往只是在封王死后，把封王的封地分给几个儿子，以减小封王的规模。而晁错讲究的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所以景帝时，中央干脆直接从封王那里抢封地。

几个比较大的诸侯王，吴王、楚王、赵王，都被抢了。诸侯王被彻底激怒。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纠合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号称五十万大军，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起兵，便是汉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七国之乱”。

晁错的目的达到了，地方封王与中央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以一种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解决。汉朝的政治命运，将在战场上决定。

这一切都是晁错计划好的，唯一没有计划好的，是他自己的结局。

面对来势汹汹的诸侯王，景帝做了一件在后世极具争议的事情：杀掉晁错。

可怜的晁错在穿着朝服上朝的路上直接被拉到刑场腰斩，父母妻子无一幸免。

那么争论就在于，景帝为什么要杀晁错？他该不该杀晁错？

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景帝见到敌人的气势害怕了，于是听信了晁错政敌袁盎的谗言，以为杀掉晁错就可以令七王退兵，所以赶紧晁错拿出来做牺牲，来解决眼前的危局。结果诸侯王根本就不肯退兵，晁错白白送命。

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可看起来，汉景帝实在不像是那么脓包的君主。他诛晁错，应该有着更深一层的用意——为战争正名。

我下面来虚构一小段市井小民对话，想来民众的反应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

张三：“喂，你听说了没？吴王造反了！”

李四：“为啥？”

张三：“听说朝廷里头有个叫晁错的，老说人家吴王想造反，然后就成天在皇上耳边吵着什么削藩削藩的，吴王火了，就说一定要帮皇上杀了这个乱臣贼子。”

李四：“怎么还有这种人？吴王是好人啊，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很好的，以前也从来没听说吴王要造反啊！”

张三：“就是就是，这种挑弄是非的小人就是该杀。”

……

王五：“你们还不知道吧，皇上已经把那个晁错给杀了。”

张三、李四：“真的？！那这下太好了，不用打仗了。”

王五：“哼，想的美！吴王一点都没有要收手的意思呢。”

张三：“难道说……吴王真的想当皇帝？！”

李四：“那可是大逆不道啊！”

王五：“嘿嘿，这才消停几年啊。看着吧，咱们又要遭殃了。”

（待续）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根本不懂什么中央集权的大道理，也不关心什么政治内幕。人都是讨厌变化的，他们最痛恨的，就是战争的挑起者。杀掉晁错，这个挑起战争的罪名就从朝廷转嫁到了诸侯王身上。

人心在一场战争中虽然未必是决定性因素，但不可否认地对战争胜负有着重要的影响。景帝杀晁错，立刻就占据了舆论优势。不但百姓民心归附，连那些曾经反对削藩的朝臣也都会立刻站在景帝一边。景帝就可以从容地调配所有资源，从而有了更大的把握夺取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