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真的喜欢第一种人吗？却也未必。事实是，人们虽然对第二种人有气，虽然第二种人在悄悄破坏这个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转，虽然第二种人在无形之中蚕食走了很多本来属于你的利益，人们对于他们仅仅是骂骂而已。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满面春风般和煦的笑容迅速就融化了你心中的坚冰，你很快就与他称兄道弟了。
而第一种人呢，为了将事情做成，他无暇去平衡各方势力，他甚至会拿走你手中那些本不该属于你的利益。当你找他网开一面之时，他会突然变得好像不认识你。尽管他默默地为人们做了很多很多，但却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对于这样的人，他得罪了太多人，人们会群起而攻之，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毫无疑问，商鞅就是第一种人的极致。他做事做到了极致，他的死也惨烈到了极致。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因商鞅功大，将其封在商於之地，治下十五城，名号商君，权势已极。
其后不久，一个叫做赵良的人来见商鞅。两人的对话，被司马迁原原本本地记录在《史记》之中。看得出，司马迁对赵良之言颇为赞赏。对话中，赵良列举了商鞅的数条罪状：
其一，“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也就是说，商鞅当年得见秦孝公，靠得是“嬖人”景监的引荐。“嬖人”是什么意思？男宠。把这种陈年八卦拿出来说，可见商鞅的反对者为打击他已是绞尽脑汁了。
其二，“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说商鞅不为百姓着想，把精力都花在大搞建筑上面了。原来商鞅是搞建筑把秦国搞成战国首强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三，“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太子师傅为什么受刑，因为太子犯法，按律治罪。原来犯法不应治罪，治罪便是积怨。当然，他说的是事实。犯下错误而又想逃避惩罚，是人类的本性。
所以综上所述，赵良给出了结论——“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商鞅不是做人之人。你如果不是做人的人，那么即便你使秦民安居乐业，即便你使秦国国富兵强，即便你为秦国重新夺回山河之险，那你必然也是“危若朝露，亡可翘足而待”了。
赵良还真没说错，不久之后，商鞅的灾难就来了。
我们在上一篇曾列出了战国中前期的七大棋手，但其实还遗漏了一个。遗漏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唯一可以和商鞅相提并论的棋手。
第八位：秦孝公。
其实，无论是制定法令、勾画蓝图，还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抑或纵横捭阖、谈笑退兵，秦孝公与商鞅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若论独立的振兴国力之能，秦孝公也未必可与魏惠王、齐威王相比。
但是，秦孝公确有着其独到而坚定的战略眼光，那就是他永远清醒地知道：秦国的现在和未来，就着落在这个叫商鞅的人身上。
终其一生，哪怕是波浪滔天，哪怕是黑云蔽日，他的眼光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新法一出，举国尽骂的时候，他在支持商鞅；太子犯法，兄弟被处以重刑的时候，他在支持商鞅；待到商鞅功高震主，秦民只知商君，不知秦公的时候，他还在支持商鞅。
变法大成之日，商鞅功德圆满，他毅然将十五座城池划给这位臣子，实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求贤时“尊官分土”的诺言。
公子卬中计，西河尽失之时，魏惠王曾感叹：“吾恨不用公叔之言！”可是以魏惠王的胸襟，他用得了商鞅吗？
上天把商鞅给了秦孝公，上天也把秦孝公给了商鞅。在这个世界上，懂得商鞅的人，或许只有秦孝公一个。商鞅这等国器，只有秦孝公这等君主才配拥有。魏惠王不配，秦孝公的儿子也不配。
（待续）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病死，死在了商鞅之前。
临死前，秦孝公准备把君位传于商鞅，商鞅坚辞不受。在这一刻，秦孝公想的或许是，只有把君位传给商鞅，方能使秦国富强下去；而商鞅想的或许是，只有保持君位的正常传承，才能保持秦国的稳定发展。
两个一生做事的人，惺惺相惜，生死相扶。
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位，为秦惠文王。甫一上任，曾因太子犯法被割去鼻子、十年未出家门一步的公子虔便出山，告商鞅谋反，惠文王通缉商鞅。
商鞅欲反，为何不在秦孝公传位时接位呢？实在是有些荒谬。但荒不荒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秦惠文王来说，必须要除掉商鞅。原因《战国策》里写得很清楚：“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商鞅逃至边关，想住店。结果掌柜的撂下一句话：“商君法令，没有身份证住店，店家是要坐牢的。”在一个边关僻壤之地（商鞅逃跑，想必不会走大地方），法令仍被执行得不折不扣，不知商鞅心中是喜是悲。
商鞅逃往魏国，但魏惠王绝没有容他的度量。结果商鞅回到封地商於，起兵造反。
以商鞅的智慧，绝对不会想不到，造反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此时起兵，绝不是为了夺取那曾经推辞掉的秦国君位。他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他终于要为自己做一件事，不是为了谋求什么，仅仅是反抗世界的不公罢了。
毫无悬念，商鞅兵败被杀。秦惠王车裂其尸，尽灭其族。
这位为秦国呕心沥血二十载的人，就这样被杀死了。秦国的民众有何反应？——“秦人不怜”。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惧怕改变，改变之后，他们便只记得他们失去的，而选择性地遗忘了他们所得到的。他们享受着商鞅给他们带来的富庶与荣光，却拒绝接受法令的约束。那不是一个大家可以闭着眼睛享受生活的年代，而是一个战乱频发，随时可能有敌军破门而入的动荡之世。一旦战败亡国，男人被杀，妻儿没身为奴，乃是常有之事。
如今，这些灾难对秦人来说，已经几乎不存在了。然而，为他们免除灾难的那个人，已经被他们杀死了。
他身后，连一个后代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富强的秦国，只留下一腔遍洒刑场的热血。
那殷红的血，映照出的是世界的残酷，映照出的是人性的残忍，映照出的是现实的悲凉。
那殷红的血，永远留在了人类的史书之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
我们知道，《史记》各个人物列传中，篇尾的“太史公曰”是对人物盖棺定论之言。世人论商鞅，大致如此，贤如太史公，亦莫能外。
然而商鞅因何得此恶名？西汉学者刘歆一语道破天机：
“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一生做事，从未做人，如此而已。
因为有了商鞅，中国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说来也巧，在西方，同样因为一个人，使得希腊的格局完全不同。我们先去看看此人出场之前的希腊。请看下集——纷乱希腊。
【116】 纷乱希腊
我们还记得，上世纪末，希腊世界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碰撞——伯罗奔尼撒战争（参见第98节）。两大巨头雅典、斯巴达直接火拼，结果斯巴达胜，雅典败。原先属于提洛同盟的诸城邦，纷纷归附斯巴达。斯巴达年年向这些城邦索贡，还委派了“总督”前去治理。希腊俨然已是斯巴达的天下。
在那个时候，其实在绝大多数希腊人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希腊”这样一个概念。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一样，关心的只有本城邦的利益。不同的只是斯巴达人对辖下城邦的掠夺比起雅典犹有过之。希腊世界再度怨声载道。
但抱怨归抱怨，毕竟，一场大战的结束给希腊带来了一小段时间的和平。大约谁也没想到，这段和平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的后果，引发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连锁反应。
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希腊不停地打仗，跟波斯打完了跟自己打，所以就产生了一小批职业军人。和平突然间来到之后，这批人就失业了。于是他们四处游荡，谁给钱就替谁打仗，被称作希腊雇佣军。
公元前401年，这批人游荡到了波斯。那里正好爆发了一场内战：小亚细亚总督居鲁士（此居鲁士与公元前6世纪的居鲁士大帝重名，但绝非一人）对阵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居鲁士是阿尔塔薛西斯的弟弟，此时正准备武装叛变，谋权篡位，于是就请来了斯巴达人克里尔库斯领导的一万希腊雇佣军。
这几乎是一场希波战争的重演，只不过把战场从希腊换到了波斯而已。希腊雇佣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极其强悍，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将阿尔塔薛西斯的大军打得落荒而逃。或许波斯人已经怕了希腊人了，在自己的地盘上，也容得希腊人如此嚣张。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居鲁士夺取王位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正当此时，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因为战场形势太有利，居鲁士过于兴奋，亲率一小队波斯骑兵乘胜追击，结果陷入重围，被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