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人民群众总是后知后觉的，他们会乐于享受你给他们带来的成果，但是在你行动之前，他们都会跳出来反对。你要真想成就功业，就必须独断专行。
这真是一番绝妙的话。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人类的动物心理，尽在这句话里面了。说出这话的人，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主人公，整个战国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卫鞅。
（待续）
卫鞅本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故时人称之为卫鞅。他祖上曾是卫国国君，但数代下来，已是家道中落，与平民百姓无异。魏国的强大、吴起等平民英雄的成功，使得魏国成为各路有志青年的首选去处。卫鞅亦不例外。他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做了一名家臣。但公叔痤何许人也，当年为保住相位，挤走吴起。今日又岂会把才能远胜于他的卫鞅推荐给魏王呢？
所以自始至终，卫鞅都只是公叔痤的家臣而已。在魏国连一官半职都没混到。
但是公叔痤临死前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魏王来给公叔痤探病的时候，问起说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我该用谁接替你呢。公叔痤突然不着边际地来了一句：“微臣座下中庶子卫鞅，年少，有奇才，君上就用他为相吧。”
魏惠王被雷到了。你家家臣？一没资历二没经验，我用他为相，何以服众？再说这少年要真有才，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当然不知道魏惠王其实是怎么想的，但我想八成是这样吧。反正魏王没理他，转身就准备走。这时公叔痤突然屏退左右，对魏王说：“大王您要是不肯用他，那就干脆杀了他，也别让别国用了去。”魏王已经认定公叔痤老糊涂了，随口答应着，快步离去了。
公叔痤想了想，大约又觉得有些对不起卫鞅，又赶快把卫鞅找来，说你赶快跑吧。哪知卫鞅把事情原委一听，乐了：“既然大王不听你话用我，难道就听你话杀我了？”
的确，战国时代，能慧眼识人且破格用人的君主不多，但随意把前来投奔的人才杀掉的君主也不多。前者是怕摆不平各方关系，后者则是不能冷了天下人才的心。卫鞅的判断，极其准确。但能拿自己的命去赌自己的判断，这叫胆识，除了有识，还有胆。
有胆有识的卫鞅就这样继续飘在魏国，直到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胆识的地方——秦国。
秦国自秦穆公死后，陷入了长期的内乱之中，国力不振，又疲于应付西戎各部落的频繁骚扰，结果被吴起抓住机会，把兵家至要西河之地也给抢了去。直到公元前 385年秦献公即位，才止住颓势。公元前366年、364年、362年，秦献公为夺回河西，接连攻魏，连战连捷。但秦献公起初花了太多年整肃内乱，待到出兵之时，年事已高，壮志未酬，便即死去了。对秦国来说幸运的是，一位远远更加伟大的国君接替了他的位置。这就是在秦国历史上地位堪比秦穆公、秦始皇的一代英主——秦孝公。
我一向认为，作为一国之君，最重要的不是才干，而是见识。他未必需要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一定要有对局势清醒的把握。秦孝公正是如此。他并没有被父亲献公的节节胜利冲昏头脑。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秦献公的胜利，主要是因为魏国把注意力都放在争霸中原，多少有些轻视秦国。秦国的实力其实还远不能与魏国真正抗衡。秦国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夺回河西，而在于增强国力。
正是他的这份见识，为秦国迎来了一次绝妙的发展契机。
他面向天下，广撒求贤令，矢志招揽贤才。我们不知道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多少人，至少他打动了卫鞅。满腹才华无处施展的卫鞅再也按捺不住，揣起他在魏国抄录的李悝《法经》，直奔老少边穷的秦国而去。
上面那番绝妙的话，便是卫鞅对秦孝公所说的。
这一番话，可谓道出了变法的实质。打破人民的习惯，绝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变法者所做的，将是与全世界对抗。这不仅意味着艰难困苦，通常还意味着难以避免的悲剧结局。
卫鞅或许想到了，又或许没想到，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变法，在卫鞅手中全面展开。请看下集——惊世变法（下）。
【111】 惊世变法（下）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高级行政长官左庶长，开始变法。因卫鞅后来功勋卓著被封为商君，故世称商鞅变法。
商鞅于这一年所颁布的法令，核心内容只有两条。
第一条便是赫赫有名的“什伍连坐法”。十家为一个管理单位，称为“什”。一人犯法，全家有罪，且其余九家必须揭发，如不揭发，则与犯罪之家连坐。发现犯罪及时上告者，与斩敌首同赏（晋爵一级），知情不报者，与降敌同罪（诛其身，没其家）。
其二，则是自商鞅之后秦国的基本国策——耕战立国。而实施这个国策的方法是：
耕种、纺织等行业有杰出成绩的，免除徭役，你不想种地，想经商，也可以。但是你如果赔钱了，那就是对国家没有贡献的人，全家没为奴隶。这是“奖耕”。
有军功，立即授爵；无军功，虽贵族亦无爵位；严厉处罚民众自相私斗。这是“奖战”。
此时的人类社会，尚处早期。轰动天下的商鞅变法，法令条文并不十分复杂。然而效果如何呢？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千百年来，商鞅其人、其法，议论极多，且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放到整个世界历史中看，如此立杆见影的改革，也是寥寥无几。
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商鞅变法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使得十年之间，秦国竟能瞬间由夷狄之邦变身为繁华治世？
个中诀窍其实只有四个字——赏罚分明。
有功，则大赏；有罪，则重罚。奖赏之丰厚，处罚之严酷，古今中外，恐怕没有任何一套法律可与商鞅之法相提并论。
关于商鞅的赏与罚，各有一个著名故事。
话说商鞅制定好法令，尚未颁布之时，在国都南门摆了一三丈长的木头。战国之时，一尺约为23厘米，一丈等于十尺，约为2.3米。所以三丈也就是七米左右，很长了。但政府说谁能把这七米长的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黄金十金。金是一种单位，又称一镒。一镒是多少？按《管子·乘马》所说：“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 我们常说春秋时一个中等以上国家叫作“千乘之国”。一金黄金够百乘花一晚上，那么十金就够千乘花一晚上了。我们可以有个感性认识，十金黄金是很多钱。所以没人相信。后来商鞅竟将赏金加到五十金，有一人出来搬走了木头，居然真的拿走了五十金，约等于一个国家花五晚上的钱！这就是“徙木立信”的故事。
取信于民之后，法令颁布。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大家的习惯是难以改变的，法令还是不容易真正深入人心，反对之声也从未止歇。直到一日太子犯法，商鞅毅然对太子的名誉老师，秦孝公的兄弟嬴虔，和太子的老师公孙贾二人处以重刑。一时间举国震惊，无人再敢儿戏新法。
（待续）
法令有了信誉，人们才终于相信了那不可思议的重赏与重罚。那么很自然的，哪怕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人都会朝着政府所希望的方式去行动。国富兵强，水到渠成。
商鞅以其绝顶智慧，找到了乱世之中兴国的绝妙法门。民力的空前开启，形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秦国。在当时的世界，民众的力量被开发到这种程度的，恐怕只有希腊的雅典和中国的秦。雅典靠的是给民众以主人翁的地位，而秦国靠的是巨大的利益与严酷的刑罚来驱动。雅典成就了希波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灿烂辉煌的黄金时代，而秦国则终将横扫六合，荡平乱世，建起一个人类世界举足轻重的帝国。
雅典和秦，各自成为西方和东方历史上的里程碑。而这两座丰碑，分别是从梭伦和商鞅这里开始铸就的。铸造的方式，叫作激发民力。
同样的目的，迥异的方法，雅典和秦国，在人类的历史画卷上相映成趣。
当然，这两套政策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终，雅典和秦国也会因自身难以避免的痼疾而毁灭，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但至少，他们各自谱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梭伦身后，是几千年不变的尊重。而商鞅身后，却是几千年不尽的骂名。
司马迁《史记》云：“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道：“商君尤称刻薄”。中国古代两大史学家都把同一个词送给了商鞅，难掩对他的厌恶之情。
显然，大家对商鞅最大的非议，在于刑罚过重。这的确不错，据说商鞅法令中，有“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刑”一说。又有一次商鞅亲自监斩，一次杀死触犯新法者七百余人，竟至“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但重刑，却不是商鞅之法的关键。亚述、波斯刑罚之严酷，远甚于商鞅，然而世代内乱，屡禁不止。后世朱元璋肃贪，剥皮实草、赶尽杀绝，却建起一个贪官污吏空前猖獗的大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