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意识到良臣的价值。比如魏文侯的继任者魏武侯。他到西河郡视察之时，对吴起说：“这么好的山河，真是魏国之宝啊！”言下之意，魏国靠的是山河天险，并非名将之能。吴起也不含糊，回敬了一句：“国家的稳固，在于君主之德行，不在于山河之险。君上若不修德，则如今河上泛舟之人，皆敌人也。”
由这段对话，我们隐约可以看出，魏国新君与吴起相处得或许并不和谐。果然，魏武侯接连任命功绩、能力远逊于吴起的田文、公叔痤为相，吴起未免心下不忿。又过了不久，在魏武侯的默许和丞相公叔痤的巧妙设计陷害下，吴起被迫出走楚国。
或许在魏武侯眼里，魏国经济、军事基础已十分雄厚，霸业稳如泰山，吴起已非不可或缺之人。但事实是，魏国流失了吴起，霸业也将一同付之东流。吴起在哪里，机会就到了那里。新的发展机遇，属于吴起的下家——楚国。
我们前面说过，曾经的超级大国楚国，自一百年前被吴国折磨一番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真正复苏过。然而吴起的到来，却使得楚国成为了战国时期继魏国之后，第二个通过变法强大起来的国家。
楚国与魏国不同。魏国是一个新兴诸侯，一切都在新建之中，相对来说，容易整合成新的秩序。比如同期的另一个新兴诸侯赵国，也在进行者相似的改革。只不过国君的见识、手下的人才水平稍逊罢了。
然而楚国却是一个老牌国家，还是个大国。这样的国家，惯性很大，想要转进另一个轨道，十分困难。
因此，吴起所面对的，是一个远比魏国复杂得多的情况。
（待续）
在那个时代，这种困难重重的改革但凡成功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来自国君的强力支持。
而楚国的楚悼王，正是吴起的强力支持者。吴起入楚不久，便被委以令尹之职。一场惊世改革轰然启动。
说它“惊世”，并非夸大其辞，是因为自周朝建立以来，这是第一场专门致力于削减贵族权力的改革。
楚国地处南端，起初未遵周法，行的是郡县制。然而与中原接轨日久，分封制渐渐在楚国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相应的，分封制的弊端在楚国也越来越明显。虽还没到像晋国那样分崩离析的地步，却也已内耗得十分严重了。
以吴起的智慧，对楚国现状看得一清二楚，只一句话，便将严峻的形势展现在楚悼王面前：“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
看清楚形势很难，但更难的是具有扭转它的魄力。毫无疑问，吴起是有的。四条釜底抽薪的政策就此出台。
第一，从前封君是世袭的，但现在变了，只管三代。三代之后，爵禄收回。——只此一条，便石破天惊，深深地震撼了传承了数百年的分封制。
第二，裁减官吏，减少俸禄，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打造军队。
第三，扩大贵族的封地。对，没错，是扩大。但是，是把贵族们现有的土地收回，强迫迁到未被开垦、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反正楚国地方大，这一招用在楚国正合适。
第四，禁止蓄养门客，严查结党。
这样一来，财富、土地重新集中到了楚王室的手里。吴起借此为楚国打造出了一支精锐部队。“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最风光的一次是公元前381年，为救赵国，北上与中原霸主魏国交战，大胜魏军，饮马黄河。
地处长江流域的楚国，将战火烧到黄河以北，即便在春秋楚国鼎盛时期，亦未能有如此作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吴起大破魏军的同一年，楚悼王暴病身亡。可想而知，楚悼王的死所引发的必然是旧贵族的疯狂复辟。想必吴起不会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或许，他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还在吴起为楚悼王治丧之时，弓箭手就已蜂拥而入。吴起以王尸做掩护，结果是王尸与他自己全部被扎成了刺猬。死后，尸体还被车裂。
一代良臣名将，却死无全尸，令人扼腕。
回首吴起一生，在魏则兴魏，在楚则兴楚，出兵则几无不胜，守地则固若金汤；治军，能训练出一支所向披靡的魏武卒；治国，能重振一个奄奄一息的超级大国。他的身后，留下一部在当时几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吴起兵法》，与他彪炳史册的功绩一起，千古流传。
拥有过吴起的魏国，是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失去了吴起的魏国，每况愈下，霸业连连受挫。
拥有过吴起的楚国，从春秋末年的颓势中振作起来，重新成为战国时代举足轻重的力量；失去了吴起的楚国，改革无法彻底深化，最终还是不免陷入了贵族乱政的泥潭。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论文武双全的传奇人物，吴起绝对排名前列。但战国时代英才辈出，吴起刚走，一个比他更加传奇的人物就站上了历史舞台。请看下集——惊世变法（中）。
【110】 惊世变法（中）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这种动物的群居形式，在我们的语言里，称之为社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经常发生冲突，所以但凡社会都必须有制度，否则社会根本没法运转。
那么社会制度是由谁来制定的呢？答案似乎很明显：统治阶级。
如果我们任意截取一个历史的横断面，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看上去，这个答案似乎都没错。但如果我们把历史串起来看就会发现，社会制度其实是由历史来制定的。
确实，看上去，老大总是说了算的。但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从整个历史来量度，只要底下不服帖，换老大的速度比翻书还快。那么老大要想当得长远，甚至子子孙孙都当下去，就必须要制定好的制度。
那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呢？很简单，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历史会来检验的，凡是在历史上存活时间较长的制度，或是曾经大大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恐怕都算是好的制度。
但关键的是，制定制度的时候，没法看到以后的事情。所以，事先就能设计出好的制度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他必须看清楚整个社会的状态，还能预测社会的发展，清晰的头脑和远见卓识，一样都不能少。
比如梭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
我们在第55节曾经分析过希腊的情况，在那里，土地半点都不肥沃，拼命种地也吃不饱。于是大家只好去经商，换食物来吃。这样客观上使得希腊的商业高度发达。
比较起来，其实埃及更有钱，也是老牌工业强国，但希腊后来居上，工商业全面压倒埃及，就是因为他们是不得不经商。
而商业一发达，钱就都跑到商人手里了。商人阶级手上的钱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足以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了。（其实这也是像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打压商人的原因。在希腊，那是没法打压。）一旦经济命脉被商人集团控制了，那么君主的权力也就会被大大地削弱。
鹰有鹰王，狮有狮王，这不是在说倚天屠龙记，而是动物界真实的生存法则。但凡成群的动物，大多有首领。因而在人类社会中，君主权力被削弱之后，十分容易导致混乱。公元前7世纪时希腊正是如此。各个城邦有百余种政体，十分有趣，但主要还是一个字——乱。
正在这关键时候，梭伦在雅典设计出了一种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形式——民主。但实现民主是非常非常难的。只有梭伦还不够，他后面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梯尼不停地深化，才在雅典艰难地把民主制度推行了两百多年，当然最终还是覆灭了。但这两百来年，在西方乃至世界历史上太重要了。我们前面已经描述过那里发生了多少故事，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两千年后，西方又出现了发达的商业社会，于是王权又衰落了。这伙新得势的商人集团还有一个我们极其熟悉的名字：“资产阶级”。于是经历了一连串社会变动之后，终于导致了我们当今世界这个制度模式的产生。这和两千年前在雅典发生的政治演进，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本质差别。当然这是我们后面的主题，我们后面再详细说。
先回到中国。中国处处土地肥沃，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会形成希腊一样的商人集团。在这样的社会里，仍会是很自然的君主制。
只是君主制与君主制也大不相同。之前数百年，这里实行的一直是周朝的分封制。但现在，随着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诸侯坐大，分封制已经不大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历史要求中国社会的制度发生改变，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出现。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动物来说，因为惧怕危险，都是在熟悉的环境里更加具有安全感。这是生存本能，人类也不例外。这种植根自动物性的心态，有一个有趣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人类对于熟悉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咱们一般把这种感情叫作亲切感。
正是这种亲切感，使得人类对于变化通常有一种潜意识里无法避免的厌恶和抗拒，哪怕这种变化很可能对他们有益，哪怕有的时候非变不可。
因此，自古以来任何一场伤筋动骨的变法，所面对的必然是铺天盖地的反对的声音。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谙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