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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好,柏拉图也好,墨子也好,这些伟大的思想者们,生于乱世,都在苦心孤诣地思索着济世良方。孔子希望通过恢复礼制来重建社会的秩序,通过对仁的倡导来平静人们的内心;柏拉图则指望一个杰出的智慧王定国安邦,通过教育使人们的灵魂到达安宁的理念世界。那么墨子呢?他仍然站在下层群众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极其独特的观点。

“当察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墨子认为,这个世道之所以如此之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不相爱。怀着对人类最深沉的情感,墨子提出了他整个思想的核心——“兼相爱,交相利”。

听起来很不错。一个只有爱的世界,没有争端,没有仇恨,没有战争,人们安定的守着自己的产业,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中国这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人心思定。田园牧歌的生活,是大多数人的向往。因此墨子学说,一时间引来无数追随者。

但很可惜,从这个理念一提出起,就注定了它最终是要失败的。

为什么?因为它还是违背了人性。

人们常说,儒家崇尚复古。然而墨子复古之情,远甚于孔子。原始社会大约才是最接近墨子的国家蓝图的。墨子比孔子更加理想化,他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成熟的政治纲领,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大家都行“兼爱”,就一切都解决了。

但他严重忽视了一点——人这种动物的劣根性。

古之良臣贤相口中,有一个词不绝于耳,那就是“黎民百姓”。一提到这个词,我们眼前浮现的,似乎总是那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劳形象,很可爱,很值得同情。然而也正是这些黎民百姓身上,同样有着可憎可恶的一面。

贪婪、嫉妒、怯懦、懒惰、虚伪······太多太多了,说也说不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自私。

兼相爱固然好,可是凭什么我要先付出爱呢?

交相利固然好,可是凭什么我要后收获利呢?

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看不过去了。很显然,儒家以家庭为出发点构建社会体系的方式远比墨家更符合人性。更直白地说,是儒家比墨家更懂得迁就人类的私心。抛却家庭观念,抛却亲疏,而平等地爱每一个人,可能做到吗?孟子说,不可能。

然而墨子却在他理想的道路上执着地走着。他的墨者集团,行遍天下,以侠义为己任,在为创建清平世界而不懈努力着。

庄子也看不过去了: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庄子·天下》

“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透过历史的风烟,我们依稀看到了无边乱世中,那个落寞的背影。

他不会成功的。

四百年后,另一位比墨子更加伟大的人物,在万里之外的西方,开始宣讲与墨家神似的“兼爱”之说,世人称之为福音。

他的方法高明多了,以天堂的召唤,以地狱的恐吓,以最高级的利益在打动着人们。

这个思想,慢慢成为了一种宗教,一种人世间势力最大、传播最广的宗教。我们称之为基督。

然而他成功了么?

一个劝人向善的宗教,到了人类手里,愣是演化出数百年黑暗的中世纪,和无数次宗教纷争中的血流成河。

上帝说,人类是有原罪的。

至少,人类的劣根性与生俱来。

拯救人类的灵魂,太难了。

完全安宁美妙的世界,那个传说中只飘荡着爱的世界,距离我们太遥远了。

遥不可及。

(待续)

墨子的背影远去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是,他也不是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

墨子和他的墨者集团的身后,留下一种精神,一种为我华夏民族所独有的精神——侠义。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亲人,为朋友,为他人,为国家,为全天下,为天道公理,含辛茹苦者有之,两肋插刀者有之,肝脑涂地者有之,赴汤蹈火者有之,慷慨就义者有之。即使事不干己,只要为了正义,那便可以命相拼,生死置之度外。

“交相利”已然不重要了,只为那“兼相爱”!

这样的侠义,不只存在于武侠小说中,它同样存在于国家危难时的枪林弹雨中,它同样存在于江河泛滥时的滚滚洪流中,它同样存在于刚刚震撼过我们心灵的汶川废墟中······

在美国求学之际,见识过几年前新奥尔良飓风肆虐时,美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如何手足无措、捉襟见肘的。

这是一种民族气质的差别。这种气质,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之中。

我想,正是这种气质,才使得中华文明挺过重重磨难,延续至今,成为整个人类各大文明中生命力强盛的典范。

当然,不是我们的整个侠义精神都来自于墨子。但我们应该感谢他,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历史中有他,这位两千四百年前,以一腔热血行走天下的济世仁侠。

墨家是一个相当奇异的门派,除了卓尔不群的行事风格之外,他们的一个副产品,同样名动天下,那就是《墨子》中的《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此六篇文字,常被人与古希腊逻辑学、古印度因明学并称为世界古文明三大逻辑体系,称之为“墨辩”。

古希腊逻辑学,成于几十年后的亚里士多德,古印度因明学,成于三百年后的足目·乔达摩,墨辩未必出于墨子本人,但至少当与亚里士多德同期。很显然,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影响了西方世界两千余年,并随着西方的强大进而影响整个世界。如今,几乎每一个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的头脑里,都有着亚里士多德的影子。至于因明学,虽影响远不及亚里士多德,却也化身于诸多佛典之中,成就了人世间一种极深邃的智慧。

可墨辩呢?

当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们在阿卡德穆学园中为逻辑学、科学奠基之时,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却在为各路诸侯排忧解难中奔走不息。

世道之乱,使得那个时代顶尖的人物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之中。

然而中国之大,使得这个大业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心力与精神。

于是乎,墨辩这种“无用”之学,就静静地躺在了藏书阁的角落里。

这一躺,就是两千多年。

有人这样说过,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是因为墨辩的失传。错了,墨辩并没有失传。你今日随便去买一本全本《墨子》,甚至到Google、百度去搜一下,都可以读到那六篇经典的原文。

在历史的传承中,墨辩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只不过,从来都无人问津罢了。

中国的历史,有着太多这样的无奈。其实他们也没有错。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政治的作用远远大于科学。科学的威力凸显,不过是几百年间的事情罢了。何况即便在今日,科学的作用也未必大过了政治。

墨子,如同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一样,无论如何武功盖世,如何侠肝义胆,终究不是决定社会走向的主要力量。当时的战国,更重要的变化,来自诸侯间此起彼伏的变法浪潮。请看下集——惊世变法。

【109】 惊世变法(上)

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卷,甚是热闹。国倏忽强,国倏忽弱。这舞台上频频上演的一场场跌宕起伏的兴亡故事,我们细细品来,便会发觉,确实在很多时候,国家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但还有太多的时候,几个关键的人物完全改写了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

提格拉·比利萨、阿萨尔哈东、亚述尔巴尼拔,可以让亚述铁军战无不胜,他们身后,一个庞大帝国又可以在转瞬间分崩离析。

居鲁士、大流士,包括薛西斯,可以让波斯帝国强盛无匹,他们身后,一个更庞大的帝国竟可以一蹶不振。

在希腊的雅典,虽有闻名遐迩的民主制度,但也需要有庇西特拉图、迪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物倾力保卫与维护,否则,同样可以在几十年内直线衰落。

人类的历史是由全体人类共同写就的。然而,在某些关键时刻,某些关键人物横空出世,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历史巨轮的航向,为我们的旅途,增添了格外亮丽的色彩。

吴起绝对算一个。

公元前396年,战国时代的第一位英主魏文侯带着称霸中原的巨大满足感死去了。充裕的粮仓,繁华的都市,坚固的关隘,强悍的武卒,这样的国力,谁能撼动?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政体下,这些从来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国家兴亡的,是人。魏文侯也并不担心,因为在他身后,还有一个已经成长为国家栋梁的军政天才吴起。

吴起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公元前389年,秦国举兵五十万大举攻魏,誓要夺回西河之地。魏国武卒群情激昂,但吴起只挑了五万从没立过功的士兵,配以战车五百辆,战马三千。结果,五万痛击五十万,一场辉煌的以少胜多,由吴起导演。

有如此本领,吴起自然当得起尉缭子的评价:“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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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中西全史——人类的『史记』,当代的『通鉴』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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