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无仅有的希腊神话精神，是希腊城邦的第三个特点。

正是这三个特点，决定了希腊城邦的政治特色。

但凡喜欢成群结队出没的动物，大都是需要一个头领的。人类也不例外。

因此，君主制几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

但君王要想维持自己或是自己家族的统治，可就要费一番脑筋了。在中国，一个天才设计出了一套礼法制度，而在西方，所依靠的大多数是宗教。

埃及的法老被称作人间的神，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则总是祭司的首领。

在希腊，城邦的国王们却没有了思想武器，也就失去了相对稳固的权位。随之而来的，是希腊各城邦复杂多变的政治组成形式。

在希腊这块一点儿都不大的地方，居然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那么到底有多少种呢？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个数字很吓人——158种。

我们也搞不清楚亚先生怎么数出来这么多种类的，但既然希腊城邦是一个个小的独立组织，因此政治制度变来变去是很容易的事情。

于是，希腊城邦就具备了其它文明所难以具备的政治灵活性。

正是有了这种政治灵活性，才使得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深刻变革有了可能。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的必然性。

下面就要讲历史的偶然性了。

历史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并不十分起眼的小城。

爱琴海边小小的阿提卡半岛上，有个在一年里至少有三百天沐浴在阳光里的城市。它的名字，叫做雅典。

整个西方乃至人类的历史，将要在这个明媚的小城改写。

可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一点都不明媚。准确地说，那里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

为什么乱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穷人受不了富人的压迫，要起来闹革命。换句话说，就是要搞阶级斗争。

从公元前8世纪起，雅典就已经结束了君主制。当时的雅典，历史学上称之为寡头政治。

所谓寡，是少的意思。也就是少数的贵族牢牢地掌握城邦大权。他们推选出九位执政官，共同执掌雅典。

如果你认为这是什么政治上的进步，那就错了。这就有点像中国春秋时鲁国的三桓政治或是晋国的六卿专政（后面会讲到），君权的旁落，往往还会引发更大的混乱。

对君主制来说，国王至少有些主人翁精神。反正他自己已经应有尽有，如果运气好，赶上一个有抱负的君主，人民的日子会过得相当不错。

可对于贵族来说，国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国家，他们往往更加贪婪地只去谋求自己阶级的利益。

雅典正是如此。

在雅典，除了奴隶之外，有三个阶级：最高是贵族，其次是商人，再次是农民。

通常来说，九位执政官都是一个鼻孔出气，依靠手中的政府、军队和法律武器，袒护贵族，利用诸如高利贷等各种手段，使得广大农民纷纷失去土地，沦为佃农，甚至奴隶。

在希腊，当农民本来就不容易。再经历长久的压迫，使得贵族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越来越深，眼见已经不可调和。

很多城邦重复过这样的故事：一场农民起义正在策划之中，一场足以让城邦倒退几十年的暴乱一触即发。

英雄总在危急时出现，历史总于大乱处转折。

雅典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一切的改变起因于公元前594年，雅典选出了新任首席执政官。

拯救雅典的人终于出现。这个人，名叫梭伦。

梭伦，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了不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上下通吃。雅典总共三个阶级，竟然都与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首先，他出身于一个纯粹的贵族家庭。这也是他能够当上雅典首席执政官的先决条件。贵族把梭伦当成自己人。

然而，梭伦的父亲却是一位大慈善家，行善行到了散尽家财的地步。结果，梭伦就成了一个穷光蛋贵族。于是乎，梭伦就只好去经商。显然，梭伦是一位天才商人。很快，梭伦又赚了很多钱，成了商人阶层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商人也把梭伦当成自己人，成为梭伦背后最大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梭伦还号称“雅典第一诗人”。而他的诗中，又净是向着穷人说话。比如他那段有名的诗篇：

不该富的人富了

而好人依然贫困

但我们不会用我们的品德去换取财富

因为品德芳香永存

而财富的主人将随着岁月变迁

富人的财富并不比穷人的肠胃、心肺和双足更伟大

因为这肠胃、心肺和双足带给他的

是快乐

而不是痛苦

读着这样的诗，农民们被感动得眼泪哗哗地流，也都跳起来支持梭伦。

更令人惊叹的是，梭伦还是一名出色的将军。率军收复曾属于雅典的萨拉米岛，更使得梭伦的声望如日中天。

一个天才的商人、诗人、将军、贵族，这样的人再当不上首席执政官，那还有谁能当？

众望所归中，梭伦掌握了雅典最高的权力。一场石破天惊的梭伦改革就此拉开序幕。请看下集——民主微曦（下）。

按修木兄的建议，发张图：贫瘠的希腊

图中可以看出希腊地区有多少山

【56】 民主微曦（下）

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改革应属半个多世纪前的管仲改革。在亚欧大陆文明的东西两端，管仲与梭伦，两个文化背景迥异的天才，以不同的方式在探寻着建立清平盛世的政治秘笈。

由于周文化的影响，中国各个诸侯国的立国之本都是礼制。翻开春秋三传，随处可见合乎礼或是不合乎礼的评论。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管仲首倡的便是“礼义廉耻”。

在西方当然完全不同，没人知道礼是什么玩意。而在某种程度上去除了宗教影响的希腊，人们只好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了法制的身上。

梭伦改革的核心就是立法。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扫除负债法案。

法案中，所有的债务全部被取消。

卖身为奴了么？宣布你被解放了。

土地抵押出去了么？收回来。

欠钱么？不用还了，别说利息，连本金不用还了。

除此以外，梭伦还宣布在雅典永远禁止有人因为还不起债而沦为奴隶的情况发生。

这个法案，简直相当于两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和解放奴隶宣言。

有人要问了，难道贵族阶级就眼睁睁地看着梭伦这么折腾？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贵族为什么成其为贵族？他们凭什么保持贵族的地位？

我们借中国的一个制度便可以揭示其中的奥妙：春秋前期，平民是不能够打仗的，只有贵族子弟才可以参军。

对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历史的任何时代，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都是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换句话说，一切的好处都是打出来的。

在中国，贵族垄断了兵器的生产和发行，因而垄断了军事资源，从而保持着对平民的军事优势。

在希腊，曾经也是如此。贵族骑兵无人可当，牢牢地掌握着军事主动权。

但是，一个新式兵种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局面。

遍布地中海的希腊商人阶层，渐渐用强大的商业能力给自己找到了新的武装。这种武装方式，在今后几百年里，将成为欧洲的一种重要的兵种——重甲步兵。

这群人左挎大盾，右执长矛，身披重甲，队形紧密，据说每个人身上的家伙什加起来有七十多斤重。骑兵撞上这样的重甲方阵，有如撞上了一堵墙。终于，贵族骑兵不再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而商人阶层为了从贵族手中抢夺权力，此时义无反顾地站在了贵族的对立面，支持梭伦新法。

面对如此形势，雅典贵族只好妥协。

不过，虽然梭伦的扫除负债法案很震撼，但更多的是大势所趋。

真正改变人类历史的杰作，是他的政治改革。

梭伦的政治改革，涉及面相当之广，被编成一部《梭伦法典》，刻在在城市中心的木柱之上。这其中，使梭伦名垂千古的，是那四百人议会制度。

梭伦将雅典人民（奴隶除外）依照财富重新划分为4个阶级：

最高级是资产在500蒲式耳（谷物的计量单位）以上的人们，需要缴纳12倍的赋税，可以当选执政官及军事指挥官；

第二级是资产在300至500蒲式耳之间的人们，需要缴纳10倍的赋税，可以担任政府官员和骑兵；

第三级是资产在200至300蒲式耳之间的人们，需要缴纳5倍的赋税，可充任重甲步兵；

第四级是资产在200蒲式耳以下的平民，不用缴税，但是如果战时被征召入伍的话，连点像样的装备都不会发的。

而在这四个阶级中，每级推选100人，组成了四百人议会。曾经由贵族院指定的执政官，改由四百人议会推举产生。而这位执政官的表现，还得受议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