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96)

以“半主半客”的身份，程克祥参与了“四一”大会的一部分活动，黄曜隆说：

“平时程克祥不去局本部，只有开大会或同乐晚会的时候，毛人凤或华东区的主管同志来接，方去参加，戴将军对敌后工作同志十分器重与礼遇，每次参加会议或晚会时，都请程克祥坐在前排的高位。”

戴笠还特别指示，要程克祥“平时最好少到热闹地方露面，以免暴露身份”，对此，黄曜隆说：“程克祥出生入死，得保全生命，当然明白这个道理，能善自隐避，而戴将军爱护同志之心，可说是无微不至。”

因戴笠不在重庆，故这段时间主要由毛人凤接待程克祥。黄曜隆说

“毛人凤喜欢在夜阑人静的时刻商讨问题，总是在三更半夜亲自到旅社来接程到他罗家湾办公室，那时，毛人凤虽是主任秘书，职位很高，可是他的办公室却很简朴，除了写字台椅和几张木凳外，只有一张竹床。他的办公时间不固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办公室，累了就躺在竹床上睡一觉，醒了就办公，起居生活非常简单，饿了就吃点东西，吃饱了又办公，每星期只回家休沐一次，公而忘私，像他那种勤劳奉公，不眠不休，为国家民族奋不顾身的精神，很值得钦佩。”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戴笠究竟是什么时候会见程克祥的。

查沈醉日记，戴笠于1943年3月2日离开重庆；到6月20日，沈醉在日记中说：“余先生已決定二十二日由桂乘机返渝。”

沈醉的日记到此为止，公开出版的日记就这么多。好在还有唐纵的记载，他在1943年6月22日的日记中写得很清楚：

“下午，往珊瑚坝接雨农。雨农谓不出去，不知道外面的情形，见报告都是空的。又称，看到外面的情形之后！减少了做事的勇气，各地民众真是无以聊生，浙江的民众食糠粃、树皮，广东有的人在食人肉。”

综合沈、唐二人的记载，从3月初到6月下旬，长达近4个月的时间，戴笠都在外地，不可能在重庆会见程克祥。

然而，根据周佛海日记的记载，最迟1943年5月3日，程克祥已经返回上海（也可能是南京）——在当天的日记中，周佛海是这样写的：“八时起。程克祥由渝来，报告见蒋先生及戴笠经过。”

这样就奇怪了，戴笠何时、在哪里会见程克祥，甚至他是否见过程克祥，都成为没法解释的事情。好在历史上说不清的事情多了，不必强作解释。我们还是接着看王一心的回忆。

王回忆说：“‘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风和我，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宅晚餐。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指蒋介石）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报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程听了，即问：“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哪些方面？”

戴笠说：“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的钞票一律调换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反正过来，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这事你可相机进行。至于情报报道，那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又问程克祥：“丁默邨在南京的情形怎样？”

程克祥回答说：“丁默邨在南京和李土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

戴听了，“哈哈大笑”，说：“且看他悔悟如何？”

王一心回忆说：“我听到戴笠对程克祥所说这番话，知道他对于策反工作的目的，只是一种政治投机，利用策反名义，对汉奸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敲诈勒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还是照戴笠的意思，在第二天选派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本和无线电收发报机，跟程克祥一路去南京了。暗中还指定文书、译电员，随时密报程克祥和周佛海情形，另又指定电台报务员，随时用台密（电台专用密本）报告文书和译电员情形，这样层层监视，步步为营。”

关于程克祥此次到重庆的“述职”，王一心的回忆只谈到这里。黄曜隆还谈了一些细节，我们不妨对照着看。

黄曜隆说：“程克祥奉派为南京区长兼上海区长。上海南京两区简称为京沪区，名义上虽为京沪区，实际上包括了苏、浙、皖三省，而且还要将触角伸展到其他省区，也就是东南半壁。这是戴将军和毛人凤主任秘书，一再告知他应负的地区范围，和应执行的重大任务。”

按：关于程克祥的新职务，王一心说是“担任南京区长”，黄曜隆则说是“南京区长兼上海区长”，这也是他将为程克祥代笔写的回忆录冠名为《京沪区长》的原因。

黄曜隆说：“他们（指戴笠等）对程克祥的期望很大，程克祥身负重任，也十分惶恐，如果做得不够理想，将何以对上峰，又将何以自处。国家、民族、领袖、主义、团体、荣誉，时时在脑海里盘旋着。”

黄曜隆还说：“……程克祥的反间工作和身份，已经在南京上海暴露了。上海南京一带有谁不知道他是重庆份子，是地下工作的无名英雄。尤其汪伪特务人员，以及日本宪兵，自从出狱以来，也都随时暗中监视着他。（程克祥）自知暴露身份的弱点，以及往后在上海南京从事工作的许多不便，请戴将军另外派人去和周佛海联络，而且这些连络方法，事先也都和杨惺华约好了。这并非是畏难怕死，而是基于上述的理由。”

对于程克祥的要求，戴笠回答说：“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这工作别人绝对无法代替你的，为了国家、民族、更为了团体，你就是死也要死在南京或是上海”

黄曜隆说：“至此（程克祥）只好接受命令。计划拟定后，戴将军呈报领袖核准了。为了展开工作，也另行物色了适当的书记、报务员、译电员，参谋人员。”

黄曜隆说：“‘风潇潇兮易水寒’，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程克祥）率领书记、参谋人员等，朝向着东南沦陷区进军。动身刚夕，戴将军为他饯行，在宴席间再三叮咛：‘谨小慎微、忘身报国，务必达成任务。’”

当时，戴笠还强调说：“转达周佛海兄，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请他不必挂念。希望他拿出勇气来，好好的干一番，不必悔怅过去，只要把握未来。”

黄曜隆说：“清晨六点钟，毛人凤到珊瑚坝飞机场送行。毛说：‘戴先生因有要事不能前来，叫我代他祝福你们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本章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