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95)

有关程克祥一事，王一心回忆说：“我在签报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样回南京，利用周佛海关系，在南京建立无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程克祥到军统局“报到”之后，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和毛人凤相继到旅馆来望他，毛并告知：“戴将军他往，日内返渝就会邀晤。”

黄曜隆说：“两天后毛人凤又来旅社长谈，并转知明晚戴将军设宴洗尘。次日晚上六时许，龚（仙舫）处长坐了吉普车，接程克祥到上清寺戴将军官邸吃饭，宴席上只有戴将军，毛人凤，程克祥和书记程士大四人。戴笠将军见到了程克祥，好像家人骨肉久别重逢一样热情亲切，问长问短，频频嘉勉。从下午六点半开始，一边吃饭一边聊谈，饭后再长谈，一直谈到晚上十二点多钟，才由毛人凤送程克祥和程士大返回四川饭店的寓所。”

黄曜隆说：“在此长谈中，（程克祥）将东南沦陷区的情形，作了简要的报告，然后谈及汪逆伪组织的发展情况，接着说明钱新民区长遇难经过，尚振声同志悲壮殉职的情形，最后才谈到策反周佛海的动机与经过，以及对于将来工作如何的展开等。”

黄曜隆说：“一提起钱新民区长、尚振声同志遇难的经过，戴将军频频垂询，犹如自己亲骨肉的遭遇一样。”

戴笠说：“以钱新民的聪明机警，何以不能自保？”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前述之李雨生的回忆中，也曾经有过类似疑问，李说：“钱新民同志，云南省人，黄埔军校出身，为人深沉，工于心计，故数度出事，颇有出人意料之感。”看来钱新民是公认的聪明人。

对此，程克祥倒是看得很透，他回答戴笠说：“钱新民之被杀，就因为他有聪明机警之盛名。伪特工总部的人，都知道他不易相处，不能驾驭，而钱新民自己本人，并没有觉察到对方所了解他的这个弱点，不但不知藏拙养晦，反而还时常运用机巧，毕露锋芒，因此伪特工爪牙们，都一致要除掉他。”

一言以蔽之——钱新民聪明得过了头，成为“自作聪明”。

戴又问：“尚振声同志为人沉着厚道，怎么也会遭遇不幸？”

程答曰：“尚同志自被捕到殉职，始终是凛然大义，不屈服，不降顺，伪特工总部对他毫无办法，李逆士群就签报汪逆精卫把他处死。与尚同志同时就义的还有江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平祖仁同志，他们两位同志就义时，从上海七十六号押到中山路刑场，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万岁，××××万岁的口号。到了刑场，伪警要他们跪下来受刑，他们异口同声说：我是××××志士，怎么会向汉奸下跪。于是一个中七枪，一个中八枪相继成仁。押解的伪员和日本宪兵，以及执行的刽子手都深受感动，那种慷慨赴义，视死如归的精神，真不愧为英雄好汉，也不愧为我们的工作同志。”

黄曜隆说：“讲到这里，戴将军已经热泪盈眶了。”

王一心签报程克祥一事三天后，戴笠令王做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母亲特别优待。”

王一心回忆说：“让程克样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预料程克样要求探望周佛海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我即如法炮制，—一照办。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求探望周母。我报告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后来程克祥回到重庆对我说：‘周母生活很好，天天在吃白木耳呢。’我听了好笑。”

王一心说：“签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向曾家岩戴笠住宅的机要室打听，才知道戴笠已将周佛海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去了。因为事关勾结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不留任何痕迹，只作口头报告。事实上他得到蒋介石允许，才通知我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的。可见这事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偷偷摸摸的勾当。”

王一心上述所言，其实并不太准确，戴笠之所以未及时批复王的“签呈”，主要是因为他外出了，陪同梅乐斯到东南各地视察工作，不在重庆，这也是戴笠首度缺席“四一”大会——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对于军统局本身的工作，已经不那么重视了，否则他不会放弃这一年一度的“盛会”。

这一年的的“四一”大会，是沈醉首次承担主要责任，以往他只管大会的安全警卫，担任总务处处长以后，“四一”期间的一切庶务、后勤方面的责任，都在他的身上，因此益发“惕厉”，戒慎戒惧。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同事们的肯定。在3月 28日的日记中，沈醉说：

“筹备会今日开最后一次会议。刘姥姥当场宣布今年如果不是我当总务组长，杨处长当布置组长，他是绝对不愿当这主任委员的。这是一句难得的赞扬。”

4月1日终于到来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准备了将近两个月，终于挨到今天了！七点钟左右外勤同志已来得不少。要不是昨日下午毛先生发一次脾气，我相信今天还是一样三次集合号都集不起来。”

上午的“公祭”由军统局挂名局长林蔚主持，沈醉说：“九点，林局长来主祭，作简单训话词中竟未一提余先生，这实在有点不懂人情世故。”

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说：“下午三点大会，余先生未回，便一切都使人感不到兴趣。 大会后发点心，集中全部人力在礼堂附近，我亲自散发，结果总算异常圆满。”

4月2日是例行的高级干部聚餐会，沈醉说：“晚聚餐，处中同志又全体出动。饭菜颇不恶，出席代表及局中同志皆能满意。”

作为军统局帮办，唐纵参加了当晚的聚餐。在日记中，他记载说：

“公事忙迫，至下午将公事呈出。晚赴军统局聚餐。每至军统局，面对介民，不免较量一番。论职务我应居右，但在该局的历史，与私人关系上，我应让介民居右。”

在日记中，唐纵反省说：“我为什么要较量这些，这不是狭隘吗？我应在军统局争地位吗？自鄙自惭！”

自4月3日开始，军统局开始召开工作会议，由唐纵陪同林蔚前往主持。在4月4日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全日与林主任赴军统局工作会议听报告。临末，林主任结论谓，敌伪对付我方，始则以特工对特工，继则以我特工对我特工，近则封锁、管制、清乡、连锁，无微不至。而各位之报告， 约为:1、经费的困难；2、人员的困难；3、器材补充的困难；4、职业掩护的困难；5、通讯的迟缓；6、工作朱能深入。但是我们应该：1、提高工作精神；克服一切困难；2、应多方设法开展工作。”

当天，唐纵也发表了讲话，他以“理论与事实”为题，提出了他心目中军统局工作的设想。对他的讲话，沈醉似乎不甚“感冒”，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记载说：

“上午，唐纵先生莅会报告，他是来谈理论的。首先他提出‘知识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便会产生理论’。呵！原来他今天所谈的这一段东西还是经过一番发展来的，真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