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92)
刘原深回忆说：“……平祖仁烟瘾就很大，他吸的是美国的‘吉士’香烟，他拿一支让我试试，那时候我不会吸烟，觉得很呛很辣，吸了两口就扔掉了。……我问平先生香烟是那里来的？他神秘地笑了，告诉我是女朋友送的。我说：‘平太太也在吃官司，你外边还另有女朋友啊？’他说：‘她知道，并不干预。这也算是个知名的。’我说：‘既然知名，她到底是谁？’他又笑而不言。”
刘回忆说：“有天早晨‘放风’，我故意和平太太走在一起。平太太是个肥胖妇人，大肚皮，双下巴，年纪看上去要比平祖仁大的多。我说：‘听说平先生的问题近期可获解决（刘原深原注：确有此说），我先恭喜你！’平太太叹了一口气说：‘他的问题解决了，我这个太太也得办交代了。’我问：‘为什么说这个话？’平太太说：‘张先生，你还不知道吗？他出去就要和英茵共赋同『居』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平祖仁的女朋友就是英茵。”
英茵，1916年生于北京，她的父亲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办人英敛之，哥哥则是教育家英千里。前面说过，抗战时期，英千里也是国府派在北平的一位“地工”，且曾两次做过日伪的监牢。英茵则于抗战开始以前就离开了北平，加盟张石川的明星影片公司。
刘原深说：“按英茵满族旗人，是三十年代著名的电影女演员。人长的很健美，一口纯粹的京片子更不在话下，而演技洗炼自有独到之处，曾与赵丹、白杨合演《十字街头》享有盛誉；最难能可贵的是她有头脑，有骨气，不肯与世俯仰，上海沦陷后多数男女演艺人员都参加了敌伪影业公司拍戏，她却孤芳自赏，悄然引退。”
对于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刘原深表示理解，他说：“她和平祖仁相恋数年，铭心刻骨，有白首之约，对有妇之夫的平祖仁而言，固然算是有了外遇，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未尝不是‘英雄美人’惺惺相惜的一段佳话。平祖仁不幸被七十六号逮捕之后，英茵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完全忘我的到处奔走求援，终于无济。”
关于平祖仁的死，郑振铎说：“但在这长期的囚禁中，他（指平祖仁）却在同囚者中发生了作用。他公开的劝说他们——那些囚犯有的是鸦片贩卖者，走私者，窃盗，但也有志士们在内——指示他们以应走之路，且把他们组织起来。这组织被它们发觉了，它们现在知道，他不仅不能为它们所用，且是那末‘危险’的一个人物，留下来总是一个祸根。于是，在一个清晨，平祖仁先生和另一志士及两个强盗一同被提出枪杀了。他就义的时候，很从容、安详。”
在回忆中，郑振铎强调说：“伪组织的公开宣布杀人，在陈三才先生被杀之外，这是第二次。”
上文中，郑振铎所说的“另一志士”即尚振声，李雨生回忆说：
“三十年元月十九日，尚振声同志在大牢，晨起梳洗，以‘放风’时拾得之破镜照脸，用手抚眉，眉毛即随手脱落，因对难友曰‘真倒霉！’语甫毕，即闻警卫在门口呼叫‘尚振声’、‘平祖仁’（江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时亦被捕系狱）。尚等自知‘时辰已到’，乃从容与同室难友道别，且将衣物分赠诸难友作纪念，方步出室外，即被五花大绑，尚等即高声大骂汪精卫、李士群汉奸。遂被押赴沪西刑场就义，事后据刑者透露，尚等临刑不肯下跪，并大呼××××万岁！××××万岁！枪手举枪扣机连发，弹穿两人胸腹如蜂房，尚同志临死犹朗诵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诗句。”
在回忆中，李雨生颂扬说：“综观上述诸先烈之忠勇，充分显示我中华文化所孕育之民族正气及至死不屈的伟大精神，其可歌可泣，更无待多作描述也。兹追记于此，无非表示后死者对先烈谨致至高之崇敬云尔。”
郑振铎回忆说：“他（指平祖仁）的尸身由家属领了出来，但贫至无以为殓。他的朋友和同道没法子出面帮助他，因为汉奸们正要追寻着这一个线索而一网打尽他们。英茵，一个话剧和电影的女演员，出来为他料理后事。”
郑振铎说：“英茵非常懂得他的环境和他所往来的人物，却一个也不去找他们，她聪明地不使她成为一根线索，她只为他向她自己的影圈子里去募集若干款子，作为是她自己借用的。她所筹借到的钱，不仅把他葬事办好，还留下一部分供给他的家属的以后的生活费用。而英茵，她把关于他的一切善后的事务料理清楚后，独自一个人在一个旅馆房间里，仰药自杀了。第二天晨报上大字刊载着英茵自杀的消息，却没有说出她为什么要自杀的原因。”
对此，刘原深说：“……而平祖仁卒于民国三十一年元月十九日与我南京区书记尚振声同遭杀害（其时本人已移往南市伪看守所监禁）。平祖仁死为烈士，国人哀之；而英茵竟于平祖仁死后的第三天也在上海国际饭店跳楼自杀以殉，相随于地下，当时成为轰动上海的大新闻，但英茵之死，一般人咸莫知其底蕴，揣测纷纭。是英茵之专情刚烈，亦堪称是一位奇女子了。”
英茵自杀时，年仅26岁。
郑振铎说：“这一出真实的悲剧（指平祖仁与英茵之死），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或叙事诗的，我却只是这样潦草的画出一个糊涂的轮廓，渲染和描写的工作是有待于将来的小说家、戏剧家或诗人的。故事太真实了，时间太接近，人物太熟悉了，有时反不易有想象的描绘。”
——有人说英茵本人也是“地工”，从目前公开的材料看，这很难说；不过，她确实在帮“地工”平祖仁做工作，这是可以肯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平祖仁就义前整整20天——1941年12月30日，英茵的“地工”哥哥英千里在北平被日伪逮捕，这是他第一次被捕。回忆被捕时家中遭到搜查的情形时，英千里说：
“……但是当那个日本人开始检查书架上的书时，我心开始跳。……最后他从最下一格拿起那本书……我们北平地下工作同志的名单就夹在中间一组连页里面。他拿起那本书抖，我的心跟着猛跳，跳得几乎从口中冲出，随着他把书丢下，我心也落下，手里捏了把冷汗。”
这次被捕，英千里被羁押了三个多月，他回忆说：“我心中时刻念念不忘家中那本书里夹藏着的名单。那时我与外界绝对隔绝。我更不敢向他们问起我家中自己的房间遭到怎样的命运。我怕打草惊蛇。这事给我精神上的痛苦和负担太大。我不单单是在白天想，就连夜间梦里也忧虑。”
英千里说：“谁知这全是杞人忧天。出狱后我妻子告诉我，我被捕后，他们派了三个人长期在家中监视。凡是来访的人都被送到日本宪兵队讯问。我被捕第二天，亲友们都知道了，但不敢来探问。女佣人上街买菜，也有一人跟踪监视。我妻子也知道同志们名单所藏的地方，所以她也着急。”
英千里说：“幸亏我那间房门锁的锁钥有两把，一把在我身上被搜去，一把在我妻子身上。第三天，她请监视我家的三人在外院吃火锅，表示慰劳，暗中把锁钥交给小儿（十二岁），把事情告诉他。他独自乘机开门进去找出名单烧掉。但我妻子无法把这事通知我。结果我白白急了一百天。”
上文中，英千里的“十二岁小儿”即指英若诚（生于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