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89)
在1943年3月1日的日记中，唐纵以“权诈可畏”为题记载说：
“魏大铭在江北乡下结婚，以碍于调统局禁例，故用宗教仪式。上午大铭派人来接，以不便于情却，下午乃与次建前往，宴后即归。晚，大铭接赴彼寓所夜宴。餐毕，毛人凤邀我与大铭同往戴公馆。雨农首先对大铭斥责，久之问我如何办？”
上文中“次建”系指唐纵的太太李毓文（字次建）。魏大铭的新婚太太叫做赵霭兰，赵于抗战前就进入特务处当秘书。淞沪战起之后，赵被派到上海“苏浙行动委员会”工作。前面说过，当时文强也在上海，在回忆淞沪抗战中与楠本实隆“斗智”的情况时，文曾说：
“我与南本分手回来，车子一直开进花园的喷池旁，叶霞娣（翟）、赵霭兰两位女秘书，一见我深夜归来，以为出了什么事，两人几乎同声低语说：‘老板已经多次催问你回来没有，我俩问你的副科长周康以及易、赵两参谋，都不知你的去向，快去吧，小心点。’”
正是在这个阶段，赵霭兰结识了叶霞翟，并成为终生好友。许多年之后，叶霞翟以“叶萍”为笔名出版散文集《天地悠悠》，其中说的“兰姊”即指赵霭兰。
在回忆淞沪抗战初期的情况时，沈醉曾说：
“在遇到有特别紧急情况时，戴笠总是亲自连夜乘汽车赶去南京，每次除带两个司机轮流驾驶，还带着两个女特务，一个就是以后嫁胡宗南做老婆的叶霞弟（翟），一个是以后嫁与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当老婆的赵霭兰。这两个女特务陪着他坐车，他疲乏了便斜靠在女特务身上休息。这样第二天仍有精神工作。”
除此以外，军统再无其他人提及赵霭兰。另，抗战胜利之后，赵似乎卷入过一起“婚外恋”并导致与魏离婚。此事以后有机会再说。
在3月1日的日记中，唐纵继续说：“我乃以维持他的威严办法，主记一过，以示未能遵守他的禁例。他忽然（对魏大铭）曰：‘我特准你结婚，并发给你一万元。’”
听了戴笠的处置方法，唐纵大怒，他在日记中记载说：
“我闻此言，如雷贯耳，既然施恩，又何必要我来主张，心中大为不乐！乃便追问人凤，彼对大铭事何以要我同来？岂非故意使我为难！是否有意破坏我与大铭之感情，而故示其权威！”
在当天日记的最后，唐评价说：“事前我劝其（指戴笠）暗中结纳，公开训斥，以示恩威并用之意，而彼曰：‘我何能为此！’但竟为此，其权诈令人可畏！”
对于魏大铭的违纪“结婚”，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不以为然，沈醉就是其中一个，在3月5日的日记中，沈说：
“晚间参加大铭兄的婚礼。局中本部的结婚禁止令尚未取销，而他偏偏要来这一下，这是故意破坏纪律，明知道因为他的工作关系，老极一时不能奈何他，所以如此干。这种行为我相信余先生是极端痛恨与极端难过的，我绝对不会原谅这种人。去的人都没有送礼，这是一种暗示，暗示我们不承认这种违纪动作。”
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还说：“余先生抵衡阳的第一个电报便是我的事。今天他的工作如此重要，别人有的把他看做圣贤，也有的把他比做魔鬼。圣贤也罢，魔鬼也罢，他总成了一个极值得人们注意的人物。我今天能够直接在他手下工作，这实在是一种光荣，只要生活能安定点，我真没有什么要求了，就这样干几年也是一件顶快活的事。”
此时的沈醉，正在紧张地筹备1943年度的“四一大会”，在3 月 11日的日记中，他说：
“眼看着‘四一’只有二十天的光阴，心里便一直着急，一大堆大堆的事像湖水一样的涌来，我真弄得有些头痛。局中做总务工作比什么地方都不易，最大的原因是余先生的门槛精，要求严，随便如何总不易得到一声好。”
在3月12日的日记中，沈醉说：“与仙舫参观女同志们做纸花的工作，每一朵外间售价达二元余，而自做则只需洋七角左右。晋元为了四十几万元的棉被代表与张衮甫吵了几句，一些不应当有的事，会计室便常来麻烦，这真不应该。我们哪还有时间来天天勾心斗角呢？”
上文中“晋元”指徐晋元，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庶务科科长。
徐晋元是安徽人，据黄康永说，徐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毕业，这样的话徐的资格应该很老。
徐晋元是沈醉的老部下了，早在沪战初期，沈任上海“罗浏前线随军调查组”组长时，徐就是成员之一；后沈醉到临训班搞总务，徐晋元又在他手下工作。不过，在军统局本部搞总务，徐却在沈之前——早在杨隆祜当总务科科长时，徐就是庶务股股长了，因此他参与过多次“四一”的筹备工作。对此，徐回忆说：
“我前后四次参加过这个‘四一’大会，并在1942年至1943年，担任过大会总务工作。每年‘四一’大会中的各种活动，大致都是一样的，现在我将1943年‘四一’大会的一些具体活动概述于下。戴笠把‘四一’大会作为一次宣扬他的特务工作成绩和鼓励他的特务部属们增强信念的大事，因此，每次大会照例由他自己做出决定，做好以下一些准备工作。”
据徐说，这些工作包括：“首先报请蒋介石到时来会场，主持祭悼在军统特务工作中历年死去的‘先烈’的仪式。其次是通令国内外所有军统秘密组织、单位，如站、区、直属组的负责人，派遣代表，并备办一份向‘四一’大会表示祝贺的名人绘画、大部图书（多系各省县志之类）以及象牙雕刻等这类礼品，带到重庆参加大会。邀请住在重庆附近地区的历年为军统特务工作死去的‘烈士’家属到会，加以接待慰问。”
徐晋元回忆说：“（1943年）特设大会布置和招待两个组，由人事处长龚仙舫为大会招待组长，前总务科长杨隆祜为大会布置组长，以及选派局内外善于布置和招待的职员各十余人，专门负责办理大会会场的布置和对各地到重庆参加‘四一’大会的代表（多系各该单位的负责人），以及‘烈士’家属的招待。”
徐回忆说：“另一个布置是把历年军统特务‘烈士’的遗照，并书其姓名、年籍、职务，以及死因和时间、地点，分别悬挂在大会场正前面深处的一座祭堂里，供人‘瞻仰’，以图让特务们‘效法’。”
与几乎每一个军统高干的回忆一样，徐晋元也特别谈到了“四一”期间的“吃”与“住”，他说：
“招待参加大会的各地秘密组织的代表和‘烈士’家属，也被戴笠看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他亲自指定靠近局本部旁边的漱庐―所西式楼房作为招待代表的住所，每一个大房间只住一二人，室内设备极为完备华丽。代表们的饮食也是特别规定，每天早餐用面蛋等点心，中、晚餐均为大碗四荤二素一荤汤，极为丰盛。并由大会招待组派招待人员三人住在漱庐，对代表们随时加以殷勤招待。这就是戴笠要使这些军统外勤单位高级特务感受到一次特别的安慰，使他们回到各地更好为特务工作卖力。至于‘烈士’家属，其住所设在重庆市内老街原设的局招待所内，除房屋、设备较为普通一些外，其余如伙食丰盛、派招待人员殷勤招待，大致是和前者相同的。这是要给所有活着的特务看，使之认为做特务怎样死了都是值得的，要他们更死心塌地。”
对于徐的回忆，沈醉在日记中予以了充分的证实，在3 月15日的日记中，沈说：
“为了房子问题，杜局长又陪我到处去找，结果还是无法可设。最后我决定与郭旭兄共造一茅屋，总比住别人的方便些。下午与郭去军需署询陈良署长，请增余米无结果。又转往粮秣司，陈司长的谈锋颇健，几乎没有我们说话的时候。局中各处建筑均开夜工，盖不如此‘烈士’期内将无房子可住。”
就在此时，漱庐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当然，他并不是来参与“四一”大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