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87)

在1943年2月6日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昨夜从八点才开始吃晚饭，十二点才完。席间，史密司上等宾吃得醉醺醺而有点失礼，大家开始感到不痛快，但不好意思说，因为余先生自己也有几分醉意。十二点半开演四个平剧，到天快亮才完。我和芝园乘一部指挥车回城。为昨日焕文事，书一报告呈余先生，不知有何反响！”

在2月7日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上午赶到乡下，纪念周业已开始。今天余先生系因立人小学毕业而发表一篇专论，除了立己立人外，并讲到立缫丝厂以及郭斌同志的失败。两座楼房便断送了一位总务科长，这不能不说是有点苛刻。”

郭斌即沈醉的前任、军统局原总务科科长，后被派到中美合作所负责总务。沈醉说：

“这个组（指总务组）由一开始有中美所便已成立，也是一开始便忙到结束为止，又始终是美方意见最多、最不满意的一个组。戴笠把军统局办总务最有经验的郭斌派去当组长。这个在香港开过客来门旅馆和在军统局当过总务科长多年的事务工作专家，在任中美所总务组长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被美方提出口头和书面的意见达五十多次。戴笠只好把另一个两度任军统局总务科长的杨隆祜抽调去换了郭斌。”

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还记载说：“他（指戴笠）忏悔不该前晚打焕文。返时探焕文，余先生又派华平代表来看视，并送一千元，焕文已毫无抱怨了！”

上文中的“华平”指廖划平，时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

2月12日，唐纵与戴笠又进行了一次长谈，戴将自己近来的“郁闷”和盘托出。在日记中，唐记载说：

“雨农的表示，他要以退为进，他要使外间的攻击落了一空，他要把攻击之的移到别处去。雨农自去年遭受委座斥责后，心中郁郁不乐！今晨约我吃早餐，我劝他爱惜羽毛，缓和外面之阻力，逐渐在政治上求发展，不可拘于特务工作之一隅。雨农将去年所受之苦痛向我诉说，不觉眼泪夺眶而出，伤感无已！言及他老太太在乡里之情形，更为悲伤！他告我，他已决定辞职，不登高山，不见平地，他要使大家了解他的艰难与苦心，比较比较。他愤慨的说，他相信将来还要他回来的。”

唐记载说：“谈谈之后，感情渐渐的平静下来。他想出国，他想往英国一行。话题又谈到更远更高处。他要从国际上战后和平上努力，相信以他旳能干，与委座的关系，可以有所建树的，如是又兴奋起来。”

在日记中，唐还说：“在末段我是赞成他的，但我是不愿意接手调统工作！”

在2月15日的日记中，唐纵说：“雨农为逮捕汤增敬一案，委座曾斥为：‘为何未经批准，先自擅捕，此权力由何人赋予？’盖委座亦不愿特务人员在外任意捕人也。”

上文中的“汤增敬”实为汤增羯，汤是CC系的人，故被戴笠寻隙打击。

“汤增羯案”的办案人是前面说到过的军统干部易啸夫，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党政组组长。易回忆说：

“所谓‘业务秘密’，是指由军统局交办的业务、和政治情报等都不报总部，其他关于总部交办的和社会治安等才报总部。如1943年1月，戴笠手令稽查处：‘据报：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汤增羯，潜逃来渝，此人中央曾有通缉令。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或可问其住址。应即查明密捕送局。’处长何龙庆交我承办。”

易啸夫说：“（我）先查明汤增羯系中央文化委员会课长后，填发逮捕证装入信封内，伪称系其同乡在中央政治大学读书，有事相求。第一次去时，正逢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等在内开会谈关于英法放弃在华特权，战后收回租界的问题。我等到散会后再去面见。汤将信拆开，大吃一惊说：‘等我把文件收下。’我即将其逮入小汽车，在城内绕了几个大圈，因石灰市街的稽查处与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所在的冉家巷近在咫尺，不便直接开到稽查处。”

易回忆说：“汤增羯被捕的当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不知其下落，中宣部长张道藩曾打电话找中统局局长徐恩曾：‘你在干什么？你的人失踪了，还不知道？’徐恩曾打电话找刘峙，刘也不知道。第二天上班时，刘峙打电话问稽查处，副处长倪超凡说也不知道。等到处长何龙庆上班后，才将此案告知刘峙。刘峙说：‘事前事后，你们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在2月15日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晚间会报。今天是讨论‘四一’大会对十年工作应如何表示纪念等。余已十年矣！内心对此盼望尤殷。人生又有几个十年！”

2月18日，沈醉在日记中又一次提到徐业道：“九时，镇老派轿接我去张家花园。此处虽为局中产业一部分，但余竟未往一顾。”

其实，沈醉是奉徐业道之命，去为黄天迈看房子的——就在当天，黄被“无罪开释”。

如前所述，回到重庆以后，黄天迈即被羁押，他回忆说：“我愤慨之余，要求传杨（指杨杰）到案对质。总监部因有所顾忌，未予照办。乃委托司法院法医检验所笔迹专家鉴定笔迹”

黄天迈说：“故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卅一年九月甘七日、卅二年二月一日、九日皆有此案之记载。”

查何成濬日记，1943年2月1日，出现了有关黄天迈一案的记载：

“前驻苏联大使杨杰，与前驻巴黎总领事黄正，因在巴黎东方汇理银行冒领公款美金五万元一案，委座谕令本部讯究，杨、黄互相推诿，均不肯承认，乃以其领款时所签之字据，送请司法院法医鉴定，为日已久，尚未回复，恐委座查询，今日特嘱组先将办理延缓情形签报。”

2月9日，何成濬继续记载说：“本部前奉交讯办杨大使杰与巴黎总领事黄正冒领存巴黎东方汇理银行之美金五万元一案，杨、黄均坚不承认，特以某领款时所书之字据，送请司法院法医检验所鉴定，近接居院长函云：未见及此项公文，因饬组查复，今午后贾组长到部呈报，系去岁十二月廿七日由邮寄法医检验所，未经司法院转，意在能迅速得其结果，故院方不之知，当即以此情，函复觉生院长，俾明悉其概略。”

上文中的“居院长”“觉生院长”，均指司法院院长居正。

黄天迈说：“鉴定结果，专家确认取款签字非我笔迹，既非‘伪签’，何来‘冒领’，我获无罪开释。”

关于获释的具体时间。黄天迈回忆说：“二月五日为农历元旦，元宵节（二月廿日）前一日，总监部接获司法院专家鉴定笔迹报告，我被无罪开释。何氏日记中二月九日后即找不到有关此案之记载，亦末言杨杰如何交代，想系漏列。”

按：黄天迈的记述有误，1943年元宵节实为2月19日，故他被释时间是2月18日。

黄说：“我被杨杰诬陷，在军法总监部土桥看守所待了一个月，由戴笠（雨农）先生保释免诉。戴先生力邀我到军统局工作，蒙徐业道先生让出住宅，我们才在重庆有了住房。”

戴笠的出手援救，对几乎处于绝境的黄天迈来说，不啻为“肉我枯骨”。许多年以后，黄感激涕零地说：

“我被扣押在土桥期间，蒙军统局局长戴笠（字雨农）先生多方照顾，大力支援，使能早日昭雪，侠义仁风，终生铭感。”

黄天迈就此成为军统的“客卿”，被派到印度协助工作，从此不再使用“黄正”的原名。

——摆脱了缧绁之灾，又得到戴笠的赏识，此时的黄天迈，有如“见龙在田”，很快就要“飞龙在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