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85)
1942年12月28日，公历元旦的气氛已经很浓了，军统局上下人等还在为中美合作忙碌，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说：
“赴罗家湾商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协定签字手续。此系初创，又系秘密性质，故颇费研究。决定由雨农备公函说明，已蒙委座同意，并抄合同草约送梅乐斯，待彼取得罗总统之委任全权然后签字。”
同一天，军统举行“总理纪念周”，戴笠对1942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在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老板的纪念周，离开了人事室、总务处、会计室外便仿佛没有更好的骂人材料，一些极不重要的事经他一宣布立刻显得严重起来。今天他对三十一年的工作作一个总清算，破例的说了侯股长的几句好话，这是桢祥调升科长的先兆。因为他的出身和人缘关系，这里不得不先来一下，这是他提拔干部的苦心与技术。明年的工作目标是‘迅速精细’四个字。”
1943年元旦一早，唐纵就开始到各处拜年，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说：
“晨八时侍从室团拜，由主任率领组长等赴官邸向委座拜年，委座辞谢。九时赴罗家湾团拜。雨农主席，要我说话，我说数分钟。礼毕，往各高级将领处贺年。”
当晚军统又组织了聚餐，在餐会中，“中美合作”敲定了最后的原则，梅乐斯回忆说：
“这一天，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博士提出了成立中美合作所的协议，这是朝向最后成立协议那个方向的一大重要步骤。蒋委员长过去曾提议，他希望由两国最高阶层领袖来签署——也就是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在中国方面的估计，如果正式签约之后，某些运交缅甸和英国人的物资，应可交给中国。”
按：宋子文是不久前刚刚回国的，1940年6月，宋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身分赴美国争取美援。1941年12月，宋子文任外交部部长，但仍在美国，部长由蒋介石“兼代”。直到不久前的1942年10月，宋才返国上任。
梅乐斯回忆说：“按照这一协议内容所规定，美国应负责训练游击武力、情报工作组、气象组，以及爆破组等，同时，要建立气象站，电台，与无线电监听台，这些都由美国供应器材设备，人员则以中国人为主。中国方面除了供给人员，还应负责运输，和在中国境内各种基地上的设施，以及已经建立起来的情报设施。这是将资源集中运用而使中美两国同受其惠的构想。”
梅乐斯说：“根据合约，中美合作所的主持人应该是中国人，而其副手则应为美国人。他们两人对于整个中美合作所的作业都享有否决权。关于这一点，我后来颇受美国陆军方面的指责。他们认为我不应该同意‘屈居’副手的地位，在一位中国将领之下工作。我自己则认为这样安排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他的国家。如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美国，我们美国人一定也会坚持要派出一个较高级的军官，中国人方面对于应享的权力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想法。”
上述原则构成了“中美合作”协议的主干，梅乐斯说：“一九四三年一月初，鲁赛（即亨利?卢斯）自重庆返美，我们的协议约本也由他携去。”
在回忆中，梅乐斯还说：“中美合作所是与中国人合作的。中美合作所并且接受由中国人主持；而且按照双方协议，中国方面有相当的否决权。不过，美国的权益也受到保障，因为美国也享受同样的否决权。但是，战略处却不能或不肯承认这种事实，显然下定决心不接受外来的影响；而且，我还有此印象：凡涉及中国人的时候，战略处方面的态度尤其如此。”
上文中，梅乐斯说的“战略处”即指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早期文献中多称之为杜诺万）。
梅乐斯还说：“我不懂为何他们如此不信任中国人。我认为，创造一种国际间信任最重要的因素，乃是能为共同目标而达成真诚的协议。我看得清清楚楚，中国和美国都深为急切地要打倒日本人。当然，在中美两国，都会在偶然问流露出相当程度的种族偏见。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截然不同，双方都有无知识无头脑的团体，偶然会表现出不对的态度。”
——梅乐斯在“中美合作”中所持的立场，为日后他与多诺万的激烈冲突，并被多诺万“修理”，埋下了引子。
1月2日晚间，军统又组织“同乐晚会”，总务处处长沈醉忙得昏头转向，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记载说：
“年是过了，我们还是在为年而忙。今天清查的结果，火锅两只不见，花瓶也不翼而飞。局本部这些三只手的朋友是比外面厉害的多呵！晚间我们重新布置一番，这些老板是要向客人们骄傲一下的。开演时他并没有来，预备了四个多月的《古城会》，看看要白费了，三次电话他才光临。刚演过了的《梅龙镇》，一班太太们要看，便又从新来过一次。昭元曾说过，这些全是为了侍候他。”
在1月3日的日记中，沈醉说:
“昨晚临睡前余先生（戴笠当时化名余龙）关照我明日九点做纪念周，我还以为他是讲乡下的事。后来想想不对，再去问一句，才知道是决定在城里。这可糟，夜深了，还得通知各单位，总算凑齐了一千多人。他从国家大事谈到今年本局工作，在‘迅速精细’的原则下又转到总务处来。他痛责除夕无酒，元旦火锅不洁。为了这些小事没有计划和步骤，相当使他生气。我只能平心静气的来检讨与自责。”
对于会餐，戴笠一向特别重视，重视到了一般人不可理解的地步，而火锅是军统局会餐中必不可少的。对此，沈醉解释说：
“冬、春用火锅是为了几百桌菜摆上后，要等人坐齐，菜都冷了，有一个火锅便可以吃到热的东西。”
在沈醉的回忆中，曾专门谈到军统局的“火锅”问题：
“每逢四一大会与春节等聚餐时，动辄四、五百桌，除了备黄酒外，春节还特别要每桌有一个火锅。军统在成都一次定制的火锅就达一千个，分别存放在城内和乡下办事处，每年只使用三、四回。过去未定制以前，便是由公开机关特务们向重庆大小餐馆去借用。餐馆中火锅最多的是一般专卖毛肚之类热食的中小餐馆，火锅借走后，两三天都不能营业，弄得无以为生。特别是用完归还时，不仅不是原物奉还，弄得乱七八糟，有时运到乡下用一次再运回城，卡车上颠来颠去，常常碰得歪歪曲曲，混乱异常，大多配不成套，使得许多餐馆经常叫苦连天，还不敢公开有半句怨言；否则会遭到更严重的飞来横祸。”
1月9日，唐纵在日记中说：“汪精卫本日宣布对英美宣战。同时倭伪发表共同宣言，并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
上文中说的“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是日本人玩的一个“花活”——前面说过，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当时法国维希政权与德、日均系“盟友关系”，故日军未进法租界），并于此后实际控制了工部局。到1943年初，日方听到风声，美、英两国将于1月11日分别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放弃治外法权，于是仗着公共租界被他们实际掌握，在1月9日抢先与汪伪政权签订《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表示“承认中华民国（指汪伪政权）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
这样，1943年7月30日和8月1日，汪伪政权先后“收回”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并分别改为上海特别市第八区、第一区。日后，陈璧君曾在法庭上说“租界是汪先生收回来的”云云，就是从这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