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82)
刘心如回忆说：“由局购办之议既不成，林世良乃改变办法，盖彼终想将该货牵涉公家而进口，则可避免代运私货之嫌。林于是向中信局信托处经理许性初（亦系孔门私人）洽商，以需运费为藉口，由信托处叙做押汇放款。如此虽仍属私人之货，但不涉及公家银行放款作质的关系。”
这次，林世良遇上了一个“对头”，军统干部费云文说：
“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的昆明检查所侦知大成企业公司的商人章德武在仰光购买价值三千万元的货物，因为商货不易内运，为了逃避商货监运登记，企团走私图利；乃以一百五十万元贿通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以中信局公交车公货名义办理内运。当经密向中信局驻昆稽查总段查证，此批货物，确非公物。”
“中信局驻昆稽查总段”段长名叫稽沅，正是他向有关方面举报了林世良的走私行为——换句话说，林是被中信局的自己人送上死路的。乔家才说：
“林世良系中央信托局货运处经理，受了大成企业公司一百五十万元法币贿赂，庇护该公司的三十五辆卡车，（另一说是三十六辆，王绍斋回忆文中称为四十辆，车辆数目似已无关重要）运输三千万元货物，逃避商货登记，不受管制，获取暴利，信托局驻昆明稽查总段长稽沅对林世良这种行为，非常不满，乃向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昆明检查所检举。”
1942年3月4日，监察处昆明检查所将上述货物扣押。
论走私，林世良是老手了，还在试图蒙混过关，费云文说：
“林世良看到出事，一面正式以中信局运输处名义出函证明该批货物确系公物，请予放行；一面赶回重庆，勾结中信局购料处经理许性初，补办押汇手续。诿称此批货物，确为大成公司所有，但因其无力运入国内，曾向中信局押汇一千万元，并由中信局运输处派公车卅五辆装运来渝。中信局为了收回押汇的本利，所以称他是公物，所以不能扣留，而应交由中信局处理。”
费云文说：“因此，当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派员于三月十二日前往中信局购料处洽查时，许性初就是如此说法。可是，照中信局的规定，凡是办理托买与押汇价值在一百万元以上者，均应呈理事长（财政部长孔祥熙兼)批准；许性初却拿不出此一批准文件来。十三日，林、许再以中信局正式公函给监察处，说明此事， 并且声明依照银行惯例，此批货物的抵押权属于中信局，请监察处通如昆明检查所即予放行。”
费云文说：“监察处以本案林等所称，自相矛盾，乃就各可疑之点，逐一依法查证，并呈报运输统制局兼主任何参谋总长。虽然林曾经大肆活动，蒙蔽长官，以财政部孔兼部长的名义，代电饬令放行，准其押送来渝，依法查明，交财政部处置。但是，戴先生为了务求水落石出，力挽官商勾结，包庇走私的颓风，仍然不为所动。结果，在中信局本身正直人士的竭诚合作下，查证明白：（一）运输卡车卅五辆均非中信局公物，而分属七个商人私有。（二）押汇一千万元之事，乃系伪造。（三）林世良假公济私，违法渎职，已非一次；伪称押运，系其常用手段。本案水落石出以后，最后呈准蒋委员长，扣押林世良，全案移送军法执行总监依法究办。”
“军法执行总监”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该部成立于抗战爆发后不久的1937年9月8日，负责“掌理军队纪律之维持与军法执行事务”。很显然，这个部门是处理军人违纪的专门机关，因此历任军法执行总监的“阶级”都是上将。
第一任军法执行总监是唐生智。1938年2月9日，唐因在南京保卫战中的“精彩”表现被免职，继任者是鹿钟麟。1938年6月，鹿被派到已经沦陷的河北去“打游击”，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继任军法执行总监，直到抗战胜利。
在军法执行总监任上，何成濬是干得最久的一位，在回忆中，何说得很简单：
“旋因军事逐渐西移，武汉行营亦撤销，余改任军法执行总监，执法务严，定谳必慎，敬谨将事，垂七八年。”
何成濬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42年的日记中，何几次提到了“林世良案”，他的记载，应该说比任何人的回忆都更为翔实。
5月27日：“奉委座辰寝一侍六电：大成企业公司贿通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购料处经理许性初，包运商货七十余卡车，值价三千余万元，用中央信托局运照，避免检查，避免车运，经运输统制局检查（监察）处查觉，林世良仍出面为之挽回，承认实系信托局所办理之件。但该局所属之昆明分局局长孔祥勉、副经理朱璇章，则均云不知此事。运输处稽查总段段长稽沅，并声明此为林世良假公家名义舞弊受贿之举，林屡有此等犯法行为，如审讯彼愿到庭对质。许性初于案发后，检查（监察）处往查询时，答以大成公司购买此等货物，无力运回，向该局押汇壹仟万元，故由局代为办理。索阅其押汇证件，又不肯交阅，似有意为弥缝共同舞弊嫌疑。据检查（监察）处报告，林等得贿壹百伍拾万元云。”
在当天的日记中，何成濬说：“案交本部彻查讯究，此真骇人听闻。舞弊受贿如此其巨，可谓胆大包天。此次彼辈不幸竟被查觉，以前未能查觉者，尚不知有若干次。林等皆重要官吏也，官吏失德，殊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惩治纵严，而效尤者是否能减少，无从预断，本部对此等罪犯，固绝不丝毫宽恕也。”
8月14日：“监察院委员俞奋、王述曾来探询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贪污舞弊案情形，因举所知告之。盖林案发生后，因牵动政治上种种关系，有少数人藉此兴风作浪，冀倒甲拥乙，夺取一部份政权，以扩张其一派势力，故作过分宣传，致引起各方惊疑也。此案内容当然复杂，但本部尚未侦讯，自不可妄加判断。”
8月28日：“监察院委员俞奋，今午复来寓，要求一查阅林世良案全卷，告以案卷均在南岸审判组，可嘱管理者明午前检送至部中，讲明日午后到都查阅如何，俞允如约遂去。”
上文中说的“南岸”即代指土桥四川军人监狱。据孙灵之回忆，在此期间，他的一个堂舅还曾到土桥去看望林世良。许多年之后，这位堂舅对孙回忆说：
“一九四一年底我到了重庆，并在一印刷厂工作，不久世良在昆明的贪污事爆发了，报上连连登载。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她告诉我世良被捕，正被关在南岸一个牢里，她已去看过他，并送他一本圣经让他读，忏悔自己的罪行，当时我并不知他俩的亲密关系。”
按：据孙灵之的堂舅说，“×××”是林世良的情人，林曾许诺说离婚后与其结婚。
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何成濬说：“今日到部，见审判组呈报，定于十七日在本部公开审判林世良舞弊案，并函请行政院、监察院派人前来观审。此案因含有政治关系，外间猜疑者颇多，造谣者亦颇多，故打破军事法庭惯例，主张公开审判。观审如仅行政、监察两院，似嫌不足，特令加入侍从室、司法行政部、运输统制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财政部、中央信托局等机关，俾一一得明了其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