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80)
在1942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晚闻贺主任调重庆市市长，外间人颇为诧异。往见贺主任，贺主任谓，彼在午饭时始知，午饭后往见委员长，请辞，委员长不许，贺主任请缓发表，委员长谓就要发表，发表后再说。”
在日记中，唐还说：“芷町亦在座，芷町谓此系委员长重视重庆市所致。”
在上文中，唐纵所说的“芷町”指陈方，时任侍二处第四组组长，系陈布雷手下第一号干将。
事实上，陈方说的，只是一句“官话”，他与好友雷啸岑说的，才是真话。
雷啸岑也是个文不文武不武的人物——论文，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记者“马五先生”；论武，早在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时期，他就给蒋介石当过秘书，后来又在湖北荆沙当过保安司令。但总体上说，雷啸岑还应该是一位“报人”，此时他刚刚从《华西日报》社（四川省政府机关报）社长兼总主笔的职务上卸任，正准备出任重庆市政府新近成立的教育局局长。
在回忆中，雷啸岑说：“中华民国卅（一）年冬十月，我由成都移家重庆不久，在报上看到政府任命贺耀组（贵严）为重庆市长的消息，越两日，乡人田湘藩兄来访，谈及此事，他邀我同赴上清寺贺氏私邸循例道贺。我俩走进贺宅的客厅里，唐生智已先在座，瞧着贺氏表情很沮丧，我向他说声‘跟贵公道嘉’，他凄然答曰：‘你们应该替我开追悼会呀！’”
雷回忆说：“当时我深感诧异，私忖此中必有蹊跷，但亦不便探询，稍事寒暄即告退。出来径往曾家岩‘蒋委员长侍从室’叩谒老友陈方（芷町），把刚才在贺公馆所见的情形和盘托出，请教芷町以贺氏薄特别市长而不屑为的理由安在？”
陈方听了，“笑道”：“他今晨在委座面前碰了一次大钉子，心情自然不愉快啦！”
雷啸岑回忆说：“我问：却是为何？于是，芷町向我娓娓叙述详请。原来贺贵严是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他一心一意的要作湖南省政府主席，随时将湘省在任主席薛岳某些不当措施的情报，递呈委座，从中媒孽，却不了解战时是军事第一，薛系九战区司令长官，在湖南颇著战功，中枢怎能解除他的省主席兼职呢？蒋公知道贺氏热中政治职位，乃任之为首都特别市长，官等与省主席相捋，应该称心了。”
陈方接着说：“讵贺氏迷恋湘省主席头衔，不愿接受市长之命，签呈请辞，奉批示不准，又再呈辞，陈布雷先生就告诉他，签呈不便代为转递了，要不干，自己面觐委座陈情可也。贺氏果然如嘱进行，蒋公问他为何要辞职？答谓‘我感觉自己的才力不行’，蒋公正色谕之曰：‘就是因为你不行，才教你在政府辇毂之下，学习行的本事！’这样，贺氏当然不敢再说什么了。”
作为“陪都”，重庆属于直辖市，其市长与各省政府主席平级，但侍一处主任是“首席军机大臣”，失去这样一个位置，当然是重大挫折，难怪贺耀祖心存不甘。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
“贺主任谓呈辞如再不许，则请调戴雨农任公『安』局长，陈芷町任社会局长，何孟吾任物价局长。贺主任问我，我均不主张，我主张贺主任屈就，保用一秘书长，俟相当时候再说。盖委座此种措施，必有其不得以之苦衷，如辞不就任，反易引起感情上之乖离也，贺主任亦颇以为然。”
上文中，“何孟吾”指何浩若，时任经济部物资局局长，属于对日经济作战的重要干部。
从唐纵的日记看，很显然，贺耀祖对被逐出侍从室不满，打算跟蒋介石“叫板”——你敢让我去当重庆市市长，我就敢申请调戴笠当重庆市丨警丨察局局长、陈方当社会局局长、何浩若当物价局局长——这当然是胡闹，说一说泄愤而已，当不得真的。
在12月8日的日记中，唐纵又说：“昨晚因研究贺主任出任重庆市市长之原因，久而不能睡。委员长之调贺主任，非为市长无人，乃为欲调离主任职，其有意调离者恐非一朝一夕之事，为争徐柏园出任总动员会议副秘书长而触怒，当为一最直接决定之因素，故事前无人知道。至经济会议总动员会议不满意，与经济作战部之不能成立，皆为其中之原因也。”
实际上，贺耀祖的去职，尚有另一重原因，对此，侍从室干部张令澳回忆说：
“那是在1942年11月，一架苏联运输机满载药品准备飞延安，要求军委会放行。贺认为事关抢救八路军伤病员的急救药品，不能耽搁，乃未向蒋请示，以侍从室主任名义同意该机去延安，蒋得悉后大为震怒，认为贺竟敢擅权处理，不能容忍。而此前蒋又从中统、军统的密报中得悉倪斐君系***员，平时常去八路军办事处，且与何香凝、邓颖超、宋庆龄等有往来，因此感到贺再不宜耽在侍从室，亦不宜兼任军统局局长了。”
按：倪斐君系贺耀祖的最后一任夫人。
1942年12月12日，贺耀祖就任重庆市市长，也是从这时起，不知何故，大家就改称他为“贺贵严”了。与他的那位前任晏道刚一样，自从离开“中枢”，贺耀祖就再没缓过劲儿来。
至于贺耀祖在重庆市的前任吴国桢，则改任外交部“政次”，依然走在“上坡路”上，日后且一度红得发紫，直到在宝岛触怒小蒋。
贺耀祖离开侍一处后，接替他的，是早在1938年就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林蔚，林也是最后一位军统局的挂名局长。
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在星期一日决定交通部长曾养甫、宣传部长张道藩，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重庆市长贺耀祖，侍从室主任由林次长兼任。今日晚上侍从室各组长欢宴新旧主任，尽欢而散。”
上文中的“林次长”即指林蔚，1939年初，林蔚离开侍一处，改任军令部次长，同年5月兼任桂林行营副主任、参谋长。张令澳回忆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进，首先猛攻缅甸和新加坡。新加坡迅即陷落，缅甸的英军被围困。英方再三请求中国出兵解围，蒋介石乃命云南方面的中国军队开入缅甸救援，开辟了抗日战争的第二战场。蒋曾带同林蔚两次飞往腊戌视察军事防务，并同史迪威及英军总司令共商协同作战的部署，决定成立一个‘滇缅战区参谋考察团’，派商震为团长，林蔚为副团长，协助英军，在缅甸对日军作战；直到日军全部占领了缅甸，这个参谋团也任务告终。林蔚又重新被蒋介石调回侍从室官复原职。”
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访雨农，谈重庆市丨警丨察局事，我劝其以李士珍接任丨警丨察局长，而得机会整理警官学校。对我就学事，彼亦表示赞成，并主张入陆大，不必入国防研究院。彼自表示彼之愿望，在出洋考察。”
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十分敏锐地分析说：“现林主任之作风，工作以各部为主体，侍从室不宜多作主张，最好少出意见。林主任其将不愿久任侍从室主任乎？”
1942年12月22日，重庆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被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