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79)
1942年10月17日，唐纵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应酬”。在日记中，他说：
“晚上康兆民、藤俊夫宴林彪、***，约贞夫、介民、介生、我作陪，彼此均谈黄埔关系。”
林彪是十天前、作为***的代表来重庆面见蒋介石的，蒋特地关照他的学生们好好招待一下这位“同学”。在当天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林彪黄埔第四期毕业，现任一一五师长，前年负伤赴莫斯科医病，今年始回国。据（说）林在苏系学机械化，观其面部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年四十余，望若三十许人，如一白面书生。”
在10月23日的日记中，唐纵说：“下午与雨农之谈话，充分表现其英雄主义，其职员生活之痛苦、一无莫所睹，去年曾向其建议毫无所动，现始觉到，每人一百元至四百元亲手加给，表示其慷慨！对于去年报销三百余万元事，似对我表示不满。谈及时局，甚为兴奋。”
10月28日，侍从室收到一封信，是“告”戴笠的，唐纵记载说：
“有署名盛世英者，呈报委座称，戴副局长小有才能深自矜壬，常以希特勒自命，专横独断，高下在心，随喜而赏，随怒而罚，居功诿过，大失人心，故耳提面命，部属置若罔闻，威胁刑逼，人皆愍不畏死，独夫之象已成，倾颓之势莫挽，如此而欲其达成任务也难矣，云云。此电据徐宏涛兄称，系一匿名电码代电，观其文似系局中人，如何电置，考虑数天，决呈请主任核定之。”
11月10日，唐纵记载说：“午，雨农请***、林彪吃饭，约余往陪。”
11月12日，唐纵记载说：“十中全会开幕。委座吩咐雨农即赴成都各飞机场警戒。雨农问我何事，余曰，委座夫人即将启程赴美矣！此次大会延长至两星期之久，此为最主要之原因。”
随戴笠赴成都“警戒”的，就是已经被免职一个多月、正闲得发慌的沈醉。在11月18日的日记中，沈记载说：
“上午照例在早餐后去一趟金河街，一问老板很早就走了。这情形也许今天有动的可能。我赶快准备一下，并溜到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想为妻买点零用东西，生怕有变动。又担心那些老爷们出去乱跑一下，找不到人，完全没有一点心思看街。下午听到卡车声，接着有人来报告，派去飞机场的除了十五名乘飞机随同委座走了外，其余五人也回来。这一次来的任务已完成，身上立刻感到一阵轻松。”
按：“金河街”指戴笠在成都金河街的一处公馆。
11月20日，沈醉回到重庆，在次日的日记中，他说：“今日连大门都没有出一步。这几天也够辛苦。离家十日，我把此行经过一一详细告妻，妻听的相当有兴趣。经过一天的休息，疲劳恢复了！但接着使人感到不安的又是今后的工作问题。虽然随老板出差一次回来，别人似乎又带另一种眼光来估计，但自己总是十分清楚，工作总还是需要早点解决。”
关于沈醉的工作，其实已经折腾了好几次了，先是传说他有可能被派任湖南省缉私处副处长，这当然是好差事，既能回老家又有实权，结果戴笠不同意；接着黄加持调任贵州省缉私处处长，沈醉的好朋友，军统局人事处科长黄康永想帮沈活动，让他接黄加持的贵州省站站长，结果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又不同意，想把沈派到华北工作，沈以“生活习惯不宜为辞而推托”；然后又有人推荐沈醉负责重庆的“警卫”，最终也没了下文。
眼看着别人一个个都得好位置，自己却连个工作都没有，沈醉的心情可想而知。
谁想得到，就在第二天，戴笠给了沈醉一个天大的惊喜。在1942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沈记载说：
“昨晚李万湘来报告，陶处长从乡下来电话谓，老板明日召见我。一定是为了我的工作问题。一大早赶得满头大汗，总算在纪念周前赶到。老板除简单报告此行赴蓉之感想外，同时对乡下训练工作批评了一番。他决心将缫丝厂改为本局乐园。纪念周后，与耀先同时去谒。耀先因父殁，请假未准。余召见第一句即令至局本部任总务处长，与一珊兄今晨见余所谈之情形相同。”
按：此时陶一珊任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副主任兼重庆训练班副主任，仍挂少将军衔。
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继续说：“余自问无把握，故不敢承认下来。但老板口吻似已决定，而余亦以久闲思忙，这工作未尝不能做一下。谈妥后，即赴松林坡看工程。老板门槛实在太精，几小时内等于读一部建筑学。午饭后，继续谈三小时。返城已天黑。”
11月25日，戴笠正式宣布了对沈醉的任命，这下踏实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但今晨局本部之纪念周中，最后竟提出局本部决定成立总务处，并以余为处长。站在余附近之同志们，立刻向余做鬼脸。我晓得这是表示今后将随时有挨骂之可能。老板常说，总务工作能做好，必能任行政院长，故一班人皆以行政院长相讥讽，余则处之泰然。”
在日记中，沈还说：“经过这样决定，当然不会再有变更。返家时即去一函四哥，一函龙兄告以新决定之任务。工作经这样宣布，在局本部似不多见。老板之待我总算特别，今后能不倾全力而工作耶！”
上文中的“四哥”指沈醉的姐夫余乐醒，时任军统局遵义植物油炼代汽油厂厂长；“龙兄”则系沈的大哥沈玉龙，也叫沈默，时任军统局桂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
这样，在加入“团体”整整十年之后，沈醉终于挂上了少将军衔，走上了他职业生涯的顶峰，这一年沈醉才28岁，是军统当中最年轻的将官。
对此，沈醉当然十分得意，在11月24日的日记中，他说：
“工作发表后，一班朋友都相当高兴。当然也有许多不满的说坏话。大家都以为我是升了官，而且这位置比他们高。如以局本部向例，在外间当处长的回来不过一科长。即以陶处长而论，回局亦不过当一副处长，而我在外面是任副处长，在这一比较下说坏话的人便振振有词。如果不是老板亲笔命令，恐怕谁也不会签我当处长的。”
11月25日，沈醉又听到一则有关戴笠的好消息：“老板有将任经济作战部次长消息。闻之又是一阵高兴。”
11月28日，戴笠约见唐纵，就中美合作的有关问题征询唐的意见。在当天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雨农约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问题，美方代表梅乐斯彼衔三项任务来华，一是侦译敌方电讯，二是破坏故人海军及其运输，三是协同中国建设海军。雨农坚持前项工作的合作，而不赞同建设海军的工作在这友谊的合作范围以内。因此梅乐斯表示失望！”
从唐纵的记载看，“协同中国建设海军”，居然还是美方先提出来的，而且戴笠最初还不同意，如此缺乏远见，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对此，唐纵的见解就明显高出一筹：“余则劝雨农接受梅乐斯此项建议，并力陈利害得失关系，无论为满足梅乐斯之意见，即在中国国防上亦有必要。战后我国之海军，苟非获得美国之援助，在数十年内恐无建设之希望，此可窥知美国在太平洋真正动向矣。”
1942年12月7日，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重庆官场发生“地震”——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