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75)
在1942年9月10日的日记中，沈醉很简单地记录了一件事：“镇老也太热忱，今天又为了黄天迈的事，要我去一趟总部。”
上文中的“镇老”指徐业道；黄天迈则是此后在军统局的末期、保密局的前期风云一时，搅和得天翻地覆的那一位。不过此时黄正在“走背字”，被押在土桥申家沟四川军人监狱，属于“潜龙勿用”的阶段。
在文强的回忆中，称黄天迈为“摇鹅毛扇的”，意指其诡计多端。事实上，作为最晚加入“团体”的军统高干，黄天迈后来而居上，一跃而为戴笠身边的第一红人，且在戴死后，一度令毛人凤、潘其武都不敢“撄其锋”，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精通英语、法语，肯定另有其独到之处。
黄天迈，生于1907年，祖籍河北安次。
黄自述说：“我生长在北平。老家在河北省安次县一小乡镇，位置在平津铁路中间站落垡附近，是当年内战及拳匪混战要冲。水灾蝗祸，黄沙遍地，远非江南山明水秀鱼米之乡可比。”
黄天迈说：“先父铸九公连续供职前清外务部、民国外交部及国民政府外交部，为‘三朝元老’，抗战初期退休。我家一直住在北平，我自幼有老夫子在家教授国文。上学由汇文小学、汇文中学、美国学校至燕京大学。大学毕业后一年，以外交官身份出国。时为民国十七年，我年廿二岁。乡下孩子城里生长，北平权作故乡。”
由此，黄天迈进入外交界，并一度顺风顺水，文强说：
“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在外交界混到了蒋介石政府驻法大使管辖下的巴黎总领事的职位。他的妻子系四川人（忘其姓名），与黄是燕大同系同学，为驻法大使馆的高级职员，夫妻相配合，在巴黎外交界甚为活跃。黄上爬心切，原来所营谋的途径为外交官，对军统并未染指。”
黄天迈的太太叫做张雅南，四川巴县人，巴黎政治学院外交系出身。据黄天迈说，张雅南“为中国女子毕业于该校的第一人”。
黄天迈说：“一九二七年雅南回国，受聘郑毓秀创办的法政大学为教授，短期兼孔夫人宋蔼龄女士的私人秘书。当年十一月，国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派雅南为驻法代表秘书（代表为郑毓秀）。后以中法正式建交，代表团未成行。一九二八年外长王正廷特派雅南为驻法公使馆随员（今之专员）。为中国女子正式任外交官之第一人。”
黄说：“（张雅南）在驻法公使馆主管交际应酬。法外部及各国驻法使馆中很多人是巴黎政大同学，互通声气，交游广阔。妇女团体常邀请雅南演讲，讲妇女问题，演讲词在各报刊登。人们都知道中国公使馆有个‘张小姐’，成为新闻记者跟踪的对象。”
此时，黄天迈正派任“国际联盟代表办事处随员”，其办公地点即附设于中国驻法公使馆内，得以结识张雅南，“经常交往，情投意合”。
黄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代表办事处迁往日内瓦，我与雅南常常通信，有时一天我接到两封。后经王宠惠（亮畴）先生撮合，我到巴黎与雅南订婚。一年后我调升驻法公使馆三等秘书。”
1932年，资深外交官顾维钧被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黄天迈成为他的秘书。黄回忆说：
“我除在大使馆办公外，又兼理大使私人秘书业务。我们夫妇都极忙，在家相处的时间渐少，为婚后生活一大转变。”
1934年，黄天迈派任中国驻棉兰（今属印度尼西亚）领事，1937年回到法国，并升任中国驻巴黎总领事，继续接受顾维钧的领导。黄回忆说：
“旧地重游，夫妇都是‘老巴黎’。法政府各机构多巴黎大学及政大同学，做事极为顺手。”
如上所述，早在1932年，黄天迈就曾给顾维钧当秘书，共事两年有余。且顾维钧比黄天迈年长近二十岁，可说是老前辈了——据黄自述：“五四运动时，我才十二岁，未能参加学生运动。但亲眼看见学生冲进曹汝霖住宅的历史镜头，激发爱国情操，立日后献身救国运动的决心。”——1919年的顾维钧，已经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发言了。
然而，作为老下级和小字辈的黄天迈，很显然与顾维钧的相处并不甚融洽，对顾的外交风格亦颇有微词，他说：
“顾少川大使不说法文，又以洋文名惠灵顿（打败拿破仑的英国统帅名惠灵顿），为法国人所不喜。顾大使在巴黎一无成就。外交重心在总领事馆。”
按：顾维钧字“少川”，其岳父唐绍仪的字也是“少川”，一时传为佳话。
对顾维钧的轻蔑，为黄天迈在外交界的“偾事”埋下了祸患，这是一桩黄与顾都曾在回忆中提及的“公案”——
黄天迈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孙科（哲生）先生以立法院院长及国民政府顾问身分访问法国。到巴黎后与顾维钧（少川）大使会晤，检讨抗战情势及世局。孙先生欲试探法政府对我抗战所持之立场及相机请予我友谊援助。顾大使认为法国面临德国纳粹威胁，正积极备战，自顾不暇，虽同情我国，爱莫能助，求援恐无结果。”
黄回忆说：“大使馆为孙先生安排欢迎宴会及拜访法政要约会。宴会中所请客人，多非国会及内阁要员，如一般外交应酬，流于形式，无从谈重要问题，孙先生不感兴趣。关于拜访政要约会，大使馆循例照会法外部，由礼宾司代为安排。法外部向极保守，礼宾司以圆滑著名，门面话说得好听，不办事，公文旅行，拖延时日。驻法其他国家大使馆，如英、美、日本等，往往不透过法外部，径与国会及内阁首长联系，有例可援。我大使馆倚赖外部礼宾司代订约会，如石沉大海，久无音讯，孙先生甚为焦急。”
黄天迈说：“孙先生系与夫人及男女公子同行，为节省开销，在巴黎市区租一临时普通公寓。当时我承乏驻巴黎总领事，孙先生数度邀我谈话。他说在出国前，王亮老（时任外长）说，在巴黎有事可找我帮忙。孙先生详询法政情及人事，我尽其所知，分析陈述。孙先生冲襟宏广、豪迈率真，爱国忧时，溢于言表。”
据黄回忆，当时孙科谈得很激动，说：“外交应争取主动，与友邦实际负责人谈问题，直截了当，无需繁文缛节、外交辞令。一般职业外交官墨守成规，不求突破。值非常时期，更不应保持此一陋习。我国抗战，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外援，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勇气。岂可未打仗即抱必败悲观！”
对此，黄天迈评价说：“孙先生富革命情操，遇国家大事，勇往直前，从不退缩。顾大使有不同见解，孙光生为人厚道，未与驳辩，终不免有话不投机之感。”
黄回忆说：“孙先生问我，能否直接洽法总理，早日会晤。我说试试看。四年前我在驻法使馆服务时，兼在巴黎大学法学院上课，结识同学赫欧女士，她获颁法学硕士学位后进内阁总理办公室工作，为达总理机要秘书。我托她代订约会，希望孙先生早日与达总理会晤。她说三天内给我回话。”
这样，通过中国驻巴黎领事馆，孙科成功绕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会见了法国总理达拉第。
——不管在哪一国驻哪一国的大使来看，这都是一件“荒谬绝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