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74)

1942年9月9日是开学的日子，沈醉送他的内弟粟翼翔去军统的子弟学校立人小学上学，在日记中，他说：

“偕毛弟携简单行李随车去磁器口立人小学，立人学膳费每期仅共百九十元，在重庆是无第二家了。”

几乎同时“入学”的还有杨惠敏，就在前一天，杨被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羁押，随即送入军统的“中学”——渣滓洞看守所。

重庆《南京晚报》（抗战时期由南京迁重庆）记者陈兰森（日后亦加入军统）回忆说：

“因为陈（陈兰森自称）也是上海童子军一团的成员，故从一团团部获知杨突然被捕，就写了一条新闻：《胡蝶衣物被劫杨惠敏因嫌被捕》，这条新闻从新闻作眼来说是有价值的，当时第四版（即本市新闻版）由社长张友鹤亲任编辑，他认为这一条消息是可以吸引读者增加销路的，于是又叫采访主任李鲁子一方面查对，一方面又加以充实，因此又从参与前往逮捕杨的一个稽查处侦察大队的队长处了解，确证杨是被关在重庆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内。”

陈回忆说：“这条消息就刊登在第四版头一条，由此报纸的销路自然很好，读者争相购卖，陈坐在心心咖啡厅观察，几乎是人手一张。十分可惜的是，这份原报如今在重庆查不到了。”

作为记者，抢新闻是陈兰森的本能，但他没想到犯了忌讳，几乎闯出大祸！

陈回忆说：“间隔了一日，一个早晨有五六个背短枪的，有的着西服、有的着中山服的不速之客，来到《南京晚报》，找发行人张友鹤。解放前每家报纸不管官办、民办，在报头下的显著地位都要刊明‘发行人某某某’，这是法定的负责人，出了事就找发行人是问，一般发行人就是报社社长或总经理。”

这下可麻烦了，陈兰森说：“他们找到了张友鹤后，就质问这条消息从何而来，态度严厉地声称这是‘泄露军事机密’，指名要报社交出写稿人来。抗日时期的口号之一是‘军事第一’，泄露军机该当何罪是可以想见的。”

不过，像这种阵势，张友鹤见得多了，“唬”他不住，陈兰森回忆说：

“当报馆的发行人都有一套应付‘事故’的本领，文绉绉的张友鹤表示负责查询后再作答复，作了缓兵之策。张立马就找到陈兰森与李鲁子商量对策，陈与李鲁子找到稽查处、瞥察局几个可靠的熟人反复研究，找到了一个对付方法，把消息来源说成是‘读者投书’，于是马上伪制了一封‘读者投书’，配上一个寄给报社编辑有邮戳时间的信壳，以此答复了‘不速之客’。”

陈兰森说：“陈、李还不放心，又找稽查处侦察大队附向主办科打招呼，又找该处‘党政情报组’组长萧志坚，告诉他这条新闻来源确属‘读者投书’，利用他作为情报上报，一场虚惊就此平平安安过去了。

此后，杨惠敏、赵乐天即被送到渣滓洞看守所。当时，军统干部王仁德因“暴露身份，领头斗殴”也被押在这里，因他案情较轻，受到优待，当上了食堂管理员，所以认识的人比较多，大家都称他“王大伙”。

许多年以后，王仁德与陈兰森合写了一篇回忆。王回忆说：

“王（仁德）虽然比较自由一点．但无事还是不能去女监的，也不能随便与女犯们交谈，那时女监只关有三个‘休养人’，一个叫‘九头鸟’，说是‘汉奸’嫌疑；一个是陈济棠反蒋集团的重要关系人，大家喊她‘祝小姐’；另外一个就是杨惠敏。杨在监中沉默寡言，常仰天长叹，悲愤不已，由于含冤不白，二十多点岁的少女显得十分憔悴。”

王仁德说：“男女两监分管较严，平常是无法碰头的，在男监中王和杨惠敏的情人赵乐天住在一处，一方面王对杨惠敏这件事好奇，希望弄一个明白；第二、赵与王都是苏州人，旧社会人不亲土亲；第三、赵也是‘同志’，赵原在上海光华大学毕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香港没有靠山，经人介绍参加军统港澳区任通讯员。”

在羁押中，赵乐天曾与王仁德讲起他与杨惠敏“犯事”的经过。赵说：

“珍珠港事件后，日寇向香港进攻，我们（指赵与杨）本来可以向南洋逃走，由于杨爱国心切，不愿离开抗日工作岗位，上海童子军第一团团部迁至重庆了，她坚持来重庆，在香港被日寇占领后，许多同胞纷纷逃至内地，只顾性命，许多行李都甩掉了，此时杨担任护送难胞的任务，在深圳胡蝶遇见杨惠敏，再三要求帮忙运送她的行李，胡蝶行李特别多，我对此事本来就反对，小杨年轻，过于天真，却不了情面，接受了胡的委托。”

赵说：“当时由于英军仓皇撤退，以至深圳、广九路一带，兵慌马乱，秩序很坏，在广东我们又是外乡人，很多事情办起来感到困难，加上沿途散兵游勇很多，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还有当地强人，我们撤退到东江一带，很多人的行李被劫，岂止胡蝶一人！？一个少女手无寸铁，就是专门来看管胡蝶的行李也保不了险，而杨惠敏奔跑于广九之间抢救难胞，那有暇去盗卖她的行李？”

赵还说：“胡蝶早已安全到达重庆，她有什么根据一口咬定是杨惠敏盗劫她的行李呢？更奇怪是‘老板’（指戴笠）如此轻信胡蝶。我就对法官说过，我是港区情报人员，我以这个身份来担保杨惠敏是无辜的。更气人是为什么逮捕我呢？我违犯了那一条团体（指军统）纪律？”

按：此时胡蝶仍滞留广东曲江，尚未来到重庆。根据胡的自传推测，她到重庆，应该是1943年底或1944年初的事。

王仁德回忆说：“谈到这些地方赵乐天总是义愤填膺地说：“什么‘同志’不‘同志’，法官硬要逼得我承认是勾结杨惠敏盗卖，我只有乱说，但是法官又说与杨惠敏所供不符，以后就这样不问、不放，休养至今，真是岂有此理。”

王仁德说：“赵一直盼望冤案总有一天‘水落石出’，重获自由，其实王知道，越是冤案越不容易‘毕业’。自由在这个地方是不容易重获的，除非天垮下来。赵乐天在狱中也关了多年了，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从现实一点出发，他只希望多上几次‘教海课’。”

王解释说：“军统各个集中营都设有‘教诲’机构，在“休养同志’中挑几人来负责，当时在渣滓洞看守所是把违纪的军统高干萧漫留来担任‘教海老师’，由所长安排，由萧来上课，讲的是‘蒋介石言行’这一套东西，上课是全体男女休养员都要来参加的，参加听课的人，只能听，不许‘交头接耳’。这是赵、杨这一对受冤的情人唯一可以见面的机会，虽然不能言语，但以眼睛表达关怀之情，也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安慰；显然赵乐天盼望多上几次课，这种心情就可以理解的了！”

肖漫留，前面提到过，这是个“倒霉蛋”——在江西用下三滥手段挤走王立生，接任后搞得一塌糊涂，被戴笠“调局待命”，在重庆因生活无着，搞得几乎沿街乞讨；后好不容易托关系到天水行营调查课再次接王立生的“缺”，“不幸又闹出许多事故来”，二次调回重庆，这下更干脆，直接给送到渣滓洞上“中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