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71)
薛树华回忆说：“我们忍无可忍，只好正式依法向地方法院申诉，争取经济自主权。事经涪陵县政府判明，女子有继承财产权。从此我们的一切读书费用，都由我们家的管账先生直接支付汇送到学校去，因此，我才能读完成都诚公中学，三妹、四妹才能毕业于中央大学，服务桑梓。”
这时，薛树华又遇到了新的困扰——逼婚。她回忆说：
“当我正准备出外继续求学，不幸又来了一次婚姻问题的骚扰：一个驻在涪陵的四川军阀达凤刚，居然派人来提亲，要我嫁给他，他已经结过好几次婚，家里也已经有了太太，当然不是好对象；可是军阀横行，不可理喻，竟然扬言如果我不肯嫁他，他将杀我全家。一面派兵严守各码头，不许我离开涪陵，甚至扣留我对外的来往信件。”
按：达凤刚是川军的一个小军头。1935年1月，红军“一渡赤水”期间曾与之在土桥镇打过遭遇战。
薛回忆说：“家人对此事件惶然无计，堂兄紫英曾去北平读书，思想比较新派，赞成自由恋爱，选择与我通信有年的谈杰夫，别号荣章为对象，提早结婚，好摆脱达凤刚的无聊困扰。”
关于谈荣章的早年，薛树华介绍说：“谈杰夫民国前十年十一月初七日生，四川广安农溪桥的小商人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他母亲舍辛茹苦的教养，弟兄三人和一个哑吧妹妹，生活非常艰苦。所以他十六岁时，一字不识就离家从军。因为训练成绩很好，作战勇敢，很快升任排长；同时也不断的向学上进。为了充实自己，聘请家教，无论任何环境从不间断，每天一定上课两小时，勤写日记，所以后来他的学识比我渊博。”
薛回忆说：“我和他是在成都打网球时相识的，当时很佩服他有志气，肯上进，虽然没有谈到嫁娶，但彼此印象良好，别后也通信有年。紫英提到杰夫，我也就同意了。我由堂叔青山和大姊陪同，设法摆脱了军阀岗哨的盘查，去到南充和杰夫见面，谈到嫁娶，于民国廿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在南充公园礼堂结婚，我们一对新人和八位男女傧相都穿戎装，骑马经过大街，这别开生面的婚礼行列，成为当时南充最轻松的重大新闻。婚礼是由杨森上将福证，诚挚的祝福和谆谆的勖勉，至今感念在心。”
抗战军兴，当时正在四川省立嘉陵女子师范学校（即今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前身）读书的薛树华考入戴笠的特训班，从此进入“团体”大门。薛回忆说
“我不幸生长在战乱流离的时代，失去了接受深造教育的机会。民国廿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后，再凛于国家兴亡，人人有责的大义，毫不犹豫的暂抛儿女私情，经过杰夫同意，于民国廿七年春天到四川成都考取中央警官学校特种丨警丨察训练班第二期（简称特警班），到湖南黔阳接受训练。”
此时，临训班刚刚结束，训练班副主任换为吴琅，并迁到黔阳继续训练。薛树华说：
“黔阳是湘西的小城，风气闭塞，地方不大。训练班各部门无法集中在一处，不得不分开设置：班本部设在师范学校，总队部设在旧商会，第一至七中队分别设在文庙（我是第二队情报班）、先农坛师范学校，重庆及衡阳两会馆。各种训练设施，要靠我们全体师生运用双手万能的技巧和筚路蓝缕的精神去开创。”
刚刚进班，薛树华等人就看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标语，如“天下无名英雄墓，为我特训班同学所独占”，同时又听“师长”们讲到了一段“极富教育意义的往事”，她追述说：
“临澧班举行毕业典礼时，余副主任（余乐醒）为了迎接戴先生亲临主持，竟然依照一般官场迎接长官的办法，派卫兵、置仪队、贴标语、放鞭炮，集合政府首长、社会人士、学生代表及训练班的高级官长到车站欢迎。”
薛树华说：“戴先生下车后，看到如此官样文章的排场，虽然不以为然，但表面上仍然和颜悦色的与欢迎人员握手，步行到班。但到班以后，并未休息，立即集合全体官长讲话，对本班如此铺张宣扬，毫无保密精神，同时更不应当以此种官僚作风，影响青年学子的纯洁情操大为不满，毫不客气的痛加责备。”
薛树华颂扬说：“当大家看到戴先生这些精神贯注，热情奔放，浑厚雄健的亲笔标语，明白以前的往事；再加上一个月胼手胝足，创筑训练场所的磨练，使我们顿然开悟人生奋斗的大道，而一腔青年朝气，也因之激发蓬勃，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了光明的希望。接着接受入伍教育，有极严格的学术科训练、纪律训练、思想训练，三个月后，进入专科教育，我加入情报组，接受专科学术，全班精神饱满，士气昂扬，学习风气非常良好，学生的福利设施也逐渐加强。”
薛回忆说：“民国廿八年秋末冬初，我们毕业了，戴笠先生亲自赶来主持毕业典礼。一到班，就分批召集学生开座谈会，要学生尽量发言，对本班的教育、训练、人事、事务等等，好坏都要说。座谈时，本班长官都要回避，好让学生畅所欲言。中午期间，戴先生分别到各队去午餐，与同学们一起坐在小板凳上，边谈边吃，态度平易近人。同学们也打破了表面上的矜持，异常兴奋的以活泼的言词、无邪的口吻，和戴先生的谈笑声融成一片。”
毕业以后，薛树华被分配到重庆军统局本部工作，她回忆说：
“不久，我又奉命前往贵阳，去大夏大学专修英文，准备将来到美国工作，因为难找交通工具，只好亲去要求毛人凤先生。毛先生是军统局的秘书主任，戴先生不在重庆时，军统局的工作，就由他负责。在未见到他之先，我心里相当惶恐不安，惟恐毛先生会因我以如此小事烦扰他感到不快。但等我见到他以后；才知道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他是个相当慈祥的长者，听完我的请求以后，立即交待部属，为我设法。”
薛说：“到贵阳后，我们几个女生住在戴先生行馆，由军统局的贵阳办事处照管我们，周建国先生就是负责管理的一人。他照顾我们生活起居，如同亲生父母照顾自己女儿一样，无微不至。每逢假日，还带我们去看电影，或作其他有益的活动。不久，由于杰夫的再三要求，调我到成都工作，和他团聚，因此，我失去了留学美国的太好机会。”
事实上，早在抗战之前，谈荣章就已经加入特务处了。薛树华说：
“谈起杰夫参加戴先生工作，要追叙到民国廿二年。当时由康泽先生介绍参加‘中华复兴社’，为秘密通讯员（戴先生是特务处长，工作上就有了联系）。民国廿四年我们结婚后，不久，他转任政工，任职在雅安的刘文辉部的政治部主任，正式参加戴先生工作，任直属通讯员。”
此时，谈荣章的公开职务是重庆市丨警丨察局侦缉队队长，即沈醉的后任（中间隔了许忠五一任）。
在6月9日的日记中，沈醉继续说：“晚间三个队员拿着谈队长的介绍函来见我，收押后，我为此事而盘旋于脑中达数小时。”
——前面说过，重庆市丨警丨察局局长唐毅并非军统干部，但其侦缉队却是由军统直接运用的，这次军统的两个单位自己打起来了，唐毅乐得从中看笑话，让谈荣章与廖公劭直接交涉，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商量，所以沈醉感到十分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