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70)
1942年5月7日，军统局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美国海军中校Milton.E.Miles，日后，他的名字被通译为梅乐斯。
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说：“美国海军部派梅乐斯来华与我合作，侦收敌方海军动态，与破坏敌方海上交通。梅乐斯与雨农接洽，晚上雨农宴梅乐斯，邀作陪客，宗敢任翻译。宗敢为我介绍时，介绍上校，其意以梅乐斯系中校，觉我少将阶级太高，故擅自为我降一级。部下为长官降级，亦旷古未闻之故事。”
上文中，唐纵说的“宗敢”指皮宗阚，侍二处第六组参谋，曾留英学习军事，系蒋介石的英文翻译。
在当天的日记中，唐还说：“帮办事请主任为我呈报委座暂缓发表，批下：‘手令不可收回，应照手令办理可也。’可想见委座对此事意志之坚决也。”
至此，唐纵如果再辞，就属于“不识抬举”了，只好老老实实地到军统局“报到”，这天是1942年5月14日。在日记中，唐纵记载说：
“雨农约晚餐，卫兵不让我进，扣留于门口。今日雨农约我去到差，便在门口挡了驾。好在我是不愿去的，否则太不吉利。旋国宪出来道歉。委座要我来联络，不要第一次便把关系弄坏了，容忍着。吃了饭，雨农致欢迎词，我也不起来答词，表示我是一个旧的关系来到调查统计局。”
沈醉也参加了当天的晚餐，在日记中，他记载说：
“七点正，老板设宴招待全体参加上周行动演习的工作同志。在席间他不能不强调许多同志的努力和热忱。同时他又指出过去工作缺少联系的许多缺点，与今后应注意事项。其次他介绍新近由领袖派来的帮办唐乃建先生。唐为过去老同志，现任侍从室组长，无疑的他是在老板出巡期间的代表人，今后在局本部与侍从室间的联络是更进一步的密切了！”
在上文中，沈醉所说的“上周行动演习”实际上是戴笠摆的一个特大号的“乌龙”，一个叫做段文澜的人，不知什么来历，诬攀许多人是潜伏在重庆的“汉奸”、“特务”。戴笠信以为真，大动干戈，把军统局干部抓了好几个，连东方白都给“打在网里”，还要搜查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公馆，搞得一塌糊涂，事后才知上了恶当，戴笠被气得几乎发疯。沈醉因在此案中白白“忙乎”了三天三夜，同样七窍生烟，于是亲自动手，将段文澜狠揍了一顿，累得自己的手臂都“发酸”。在5月15日的日记中，沈记载说：
“―声令下，余运用全身之力，用一条竹板向段背上飞去，由惨呼而至昏厥。在公在私，余均气愤，仿佛这几日的辛苦都要在他身上找回代价一样。旁边许多人一定在想我太残酷点。”
对此，在5月14日的日记中，唐纵评论说：
“介民对雨农是貌合神离的，但是雨农似乎还不觉得，奇怪的就是雨农对于自己太自负了，太自信了。这一次汉奸反间案子所以造成失败的原因，即是在一个强烈的观念之下产生出来，他不相信有谁还敢欺骗他，与他来斗法宝的。他以为他是委员长下面权力知能至高无上者，他的成功失败都在这个上面决定了。”
5月16日，唐纵正式到军统局“视事”，针对戴笠前不久在“段文澜事件”中闹的大笑话，他在“防间”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在当天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上午赴调统局视事，当时提出防间组织意见，人凤、业道均甚赞成。此一工作甚为重要，过去零乱无系统无计划，及我提出此一意见，无不认为失之过晚。下午与雨农商谈，彼亦赞同。”
5月17日，戴笠准备动身到外地视察工作，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说：
“老板原拟本日飞桂，一班人便认为警报已解除，今天都放荡起来。这种现象的造成很不应该，总得整饬一下才好。”
次日，戴笠离开重庆，果不其然，他刚一走，各种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在5月19日的日记中，沈醉就记载了两件事：
“昨夜刚想上床，杏芳打电话来说，邮检所已被丨警丨察包围，差一点他都被捉去。论公论私我都不能不去走一趟。事情是很顺利的得到一个马虎的解决。大家都息事宁人。一点钟后，我才把一切弄完，六点钟又得爬起。……特五团又打伤丨警丨察，电话一来，又使人头痛。连忙率中恒前往出事地点二书场，一到都熟，重庆的特工人员认识得太多了！”
上文中的“杏芳”即前面提到过的罗杏芳。
罗杏芳，1908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罗杏芳与唐纵是酃县同乡，不仅如此，据沈醉说，罗与唐从小学到黄埔一直都是同学。但罗时运不济，唐纵都成为军统局“二把手”了，罗还在干他进入“团体”时就在干的邮检工作。
罗杏芳与娄剑如、劳建白，这三位湖南人，可称为军统中的“三L”，三人都以“强项”著称，天不怕地不怕，有点“楞劲儿”。
前面说过，罗杏芳因在邮检处（当时以陈立夫麾下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导）受尽了窝囊气，后他当上重庆邮检所所长，曾声称：“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要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湖南土话称尿为CC）。”这次，不知道又因为什么事情，跟丨警丨察“干”起来了，连罗自己都几乎被抓走——也许正因为这种脾性吧，三个人的提拔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天天都在得罪人。
5月26日，沈醉记载说：“警总队一夜间逃走十一个丨警丨察，和八支手枪。如果老板在又得忙一阵，但事体毕竟是相当严重，我是丝毫不敢疏忽。在任何环境下，我总希望有案必破！”
6月9日，军统局自己人又打起来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侦缉队三队员与本处密查队一队员殴斗，结果当然在寡众悬殊之下密查队员打输而负伤。处中自处长起都认为此事相当严重，非彻底查办不可。”
上文中的“谈队长”指谈荣章，时任重庆市丨警丨察局侦缉队队长。
谈荣章与黔训班学员出身的薛树华，是军统中著名的“夫妻档”。
薛树华是四川涪陵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薛自述说：
“先父联珊公，十六岁时就弃学在家，协助祖母经商。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再经过十多年的经营，生意兴隆，信用卓著，乃由涪陵珍溪镇搬到涪陵县城走马街，开设颇具规模的‘兴盛长’商号，占地八百坪，是一幢四合院式楼房，分前后院。前院是商号，有员工十多人；后院由祖母和叔父银山全家居住，院后还有个大花园。”
可惜的是，薛树华的父亲去世很早，而且他没有儿子，只有四个女儿，结果家产为薛树华的叔父劫夺，生活极为艰辛。更不幸的是，不久，薛的母亲也去世了，她回忆说：
“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四姊妹一度受到极不合情理的待遇。首先让我们搬到后院一间楼房，四个人同住一个房间，只有一张书桌、一个衣柜、两张床。表面上我们和叔父合为一家，但他家的儿女不和我们同桌吃饭，佣人也只伺候他家大小；我们的清洁扫除得自己来。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叔父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允许我们多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