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69)
从“职能”上看，特务总队有点像军统中的“宪兵”，有收拾“自己人”的权力，因此军统局的干部最怕他们找上门来。沈醉说：
“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一千多人办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打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子发软的。”
这次“腿子发软”的就是陶一珊，在回忆中，沈醉说：
“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
后经沈醉了解，给陶一珊“使坏”的，是陶的下级、稽查处侦察大队长大队长王会云。
侦察大队是新近不久才成立的，沈醉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戴笠感到这个处（指稽查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大队部。这个大队有二百多人，大部系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
沈醉说：“蒋介石在重庆骂一些高级官员吸食鸦片烟，要戴注意找几个大点的严办一下。正好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因与该处侦察大队长王会云两人闹磨擦，王的野心很大，想找机会把陶整下台，自己好当处长，便注意找陶的岔子。陶有一个亲戚是有名的南京中医师张简斋，住在稽查处隔壁。张老头是靠吸鸦片来支持的，每天要抽好几次，稽查处公开包庇着他。陶一珊也因为工作忙，常常通宵不睡，偶尔也去吸上一两口。有次正巧被王看到，马上向戴检举，戴立即下令将陶扣押在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内。”
张简斋是名中医，据说当年有“南张北施（施今墨）”之称，抗战开始以后，张移居重庆继续行医。
事实上，张简斋本人就是稽查处的“眼线”，沈醉在一篇回忆中，谈到当年重庆特务遍地的情况时，曾举例说：
“你有病想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中首屈一指的。而他的周围不仅整天有特务往来活动，到他吸鸦片烟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打听情况。”
沈醉还说：“比张差一点的陈逊斋，看病的虽不如张那里拥挤，但他同样是稽查处的顾问和义务情报员。以中医兼西医著名的张××，也接受了稽查处的延聘，成为该处的医务顾问。”
陶一珊与张简斋有点亲戚关系，前面说过，那一段时间，陶正好不慎摔伤，应该是找张治疗时，偶尔吸食鸦片，结果被王会云发现而告发。
1942年4月20日，沈醉就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说：
“余之代副处长命令已于本日收到。知道自己走不了，反安下心来。从明天起我便以副主官的姿态出现于稽查处。别人都说做稽查工作的难得好下场，我始终不相信这话。在今天召社侦组的人谈话时，我讲过我不愿失败，所以我首先正己，同时更严格的要求每一个同志都要努力。陶处长的失败，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努力，我对不起他。”
同日，廖公劭接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自己的同乡叶燕荪为稽查处主任秘书。
叶燕荪，1900年生，浙江青田人。
叶燕荪的母亲是章楷的女儿，因此叶燕荪与章乃器系姑表兄弟。叶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曾任浙江省平阳县县长，抗战爆发时任浙江省诸暨县县长。
在沈醉眼里，叶燕荪也是汉奸，他说：
“最为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廖公劭任处长时推荐任过汉奸县长的叶燕荪当主任秘书。当时戴笠对廖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陶，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异常奇怪了。”
在4月22日的日记中，沈醉说：“在处部纪念周中，余以副主官的身份说了几句极沉痛的话。午前我又不避一切嫌疑而去望龙门看陶前处长，我真像小孩子见了亲人受难的一样哭了起来。……晚率临训生一批去陶公馆看陶太太，我想这又是一个做小报告的好材料。我要主张正义和人道，我愿永远做小人攻击的目标。”
——沈醉是一个极为“仗义”的人，早在抗战之前，陶一珊在上海吴淞商船学校当军训教官的时候，就认识沈醉，那时陶不过是特务处的“运用人员”而已；淞沪抗战之后，陶一珊莫名其妙地成了戴笠的红人，不论是在“临训班”，还是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都是沈的上司。于公于私，沈醉都应当去看看陶一珊的家眷。
4月24日，“陶一珊事件”尘埃落定，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本日值得一记之事计有：1、陶处长已验明不吸烟（鸦片）而被开释。2、诬陷长官之王会云由业道先生手令，余送往望龙门。此事大快人心！……”
事实上，陶一珊的所谓“验明不吸烟”完全出于沈醉的策划，在回忆中，沈说：
“但（戴笠）为了便于公开执行时好宣布（陶一珊的）罪证，决定先派军统的医生去检验一下。我因与陶的私交一向很好，便把派什么人去的情况先告诉陶的妻子，暗中以重金向去检验的医官徐某行贿，结果就查不出证据。戴仍不放心，又叫我交涉由中央医院派一个医生去；我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陶的妻子，便照样送一份厚礼，加上陶本来瘾不大，这样才没有达到戴的目的。”
就在1942年4月24日这天，唐纵正式被任命为军统局“帮办”，对此，唐是一万个不情愿。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说：
“顷奉手令：‘派唐纵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帮办，此令。’当即报告布公、贵公，请求代向委座报告，收回成命。布公认为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请求在侍从室执行任务，暂缓公布命今。贵公同情我，认为我所持三点理由，均甚正大。”
上文中，唐纵说的“布公”指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贵公”指侍一处主任贺耀祖（贵严），都是唐的上司，二人虽对唐持同情态度，但却都爱莫能助。
对于自己昔日下级唐纵的重返军统，戴笠的心情十分复杂，因为这很显然地反映了蒋介石的态度。在5月2日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雨农约午饭，客散后谈及我的问题。我告以委座要派我来调统局帮办，但我未告已有委座手令。雨农约略表示灰心。我劝他不可有此动机，‘为你个人因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不可有此一念，为国家找人材，为工作求发展，不可有此一途’。彼甚了然。他回忆经国、纬国奉命来看他时，觉得委座还是信任他、爱护他。”
在日记中，唐纵评论说：“雨农对于人言无所恤，人情无所顾，照他白己的意旨一意迈进，所以显得气概宏伟。如果处处顾念人情，珍惜人言，便有所不能为，其成就亦小，过与不及等耳。为人难，难在此处去取轻重之间，如何始能恰如其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