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66)
当天陪同蒋介石前往的，就是唐纵，在日记中，他记载说：
“往军统局参加十周年死难烈士公祭，委座亲往主持，并慰问死难家属。”
对于蒋介石的“莅临”，许多年之后，沈醉评价说：
“应该说，蒋介石对戴笠通过这次庆祝大会来展示军统的实力是满意的，但对军统有如此的阵势似乎有些意外。蒋介石尽管仍旧是笑容满面，但眼神里多了几分严肃。因为他清楚，此时的戴笠不但有了自己的特务武装，而且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丨警丨察部队，这些数量相加人员不下几十万人，而且大都装备的是美国的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上午的“公祭”结束以后，中午安排了一顿规模空前的“会餐”，沈醉回忆说：
“为了准备‘四一’庆祝活动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戴笠亲自选定菜单。考虑到重庆时值初春，数百桌的菜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特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为了搞到这几百只火锅，军统局的总务处利用军统的特权，向重庆的各大小餐馆‘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都不能正常营业。”
下午是军统局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晚上则是“献鼎”典礼，唐纵记载说：“雨农以我列入十年以上之同志，赠我以银委座肖像。我仍置于军统局陈列室内，这会至十时始毕。”
被请上台并赠“银委座肖像”的，就是传说中的“十人团”成员。除了戴笠，其他人包括：
军校一期：军事委员会高参黄雍中将。黄也是“联络组”当中唯一未加入特务处（军统）的。
军校二期：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副处长张炎元少将。抗战开始以前，张曾任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早在那时他就已经任官少将了。
军校四期：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忠义救国军司令周伟龙中将。
军校四期：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处编练组组长马策上校（曾任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第七科科长）。
军校六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组长唐纵少将。
军校六期：军统局息烽特训班副主任徐亮少将。
军校六期：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业务组组长胡天秋上校。
“十人团”中的另外二人：赖申早已被“开”出“团体”；王天木则已经“落水”，此时，因何天风、陈明楚遇刺一事被“冤枉”，还关在“七十六号”的南市大牢中。
当天的大会，沈醉因公务在身并没有参加，他记载说：“下午大会，我因工作特殊，故不往会场参加。一些参加工作满十年的老同志都被邀上台，但总计不到十人。”
在4月1日的日记中，唐纵发表感慨说：
“雨农讲话做事，无定量亦无一定计划，处处由他一个人尽情尽量，所以得不到部下的帮助和同情。凡事自己尽情，便是失了他人的同情，失了他人的同情，便不能取得他人的帮助。”
沈醉在4月2日日记中的记载，恰好印证了唐纵所言，沈说：
“昨夜一个整夜演剧，完场时已是五点多。午夜，一些想要走的都被关在里面，叫苦连天。我们的行动是一致的，看戏要强迫。”
戴笠的“无定量亦无一定计划”还在继续，4月3日，沈醉记载说：
“深夜三时，张科长来。真出人意外，老板一时兴起，把菜单改过，他自己不得不出马，我是义不容辞，爬起来帮他找人，连夜去购办。几样不易买到的东西，人家说，稽查处的人神通广大，观此果然！”
沈醉说的所谓“张科长”指的是军统局总务科交际股股长张东生，原本是一位舞厅的“大班”，因戴笠心血来潮，临时改了次日宴会的菜单，张只好请“神通广大”的稽查处帮忙。
戴笠之所以这样重视4月3日的宴会，是有其道理的，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
“调查统计局请客，本不欲往，则之、化之、芷町均来相邀，同往。到何总长、刘总司令、贺司令等共十余席，席散游艺。”
唐纵说的“何总长”当然是何应钦，“刘总司令”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贺司令”则是宪兵司令贺国光，都是上将级的人物，能来吃军统的这顿饭，属于相当给戴笠面子了。
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说：“午后聚餐，我因责重任繁，不敢参加，而在前后门不断的巡逻。感谢上帝，总算平安的度过了这三天。”
沈还记载说：“七时后，开始演戏。今天的节目比前天差不多，被请来的许多外宾们都是面子关系，不得不看。我想他们一定老早想着要走，只是不大好意思。散场时又已到两点多钟。”
对于戴笠的铺张，唐纵在日记中颇有微词，他说：“特务机关何必如此张扬，余甚不解。闻需费一二百万元。耗费如此其巨，何不在工作上在工作人员福利上设法改善。”
1942年4月4日，又是一个“大日子”——蒋介石接见军统局部分干部，这当然也是“四一”系列庆祝活动中的一环。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说：
“明日上午是委座传见三十年度考核的最优人员，我也被列为其中一个。同日又是‘四一’工作会议，我还是决定出席局本部，这是九年奋斗的光荣，我不忍放弃。再加上我出席系老板圈定，因既非代表，又非主管，这一种奉命参加的意义太隆重。”
同一天，戴笠到侍从室会见了唐纵，他是去谈一件大事的。在日记中，唐记载说：
“雨农来访，谓委座派我到调查统计局帮办，他不在渝，由我照料，雨农表示欢迎。我以不能担任之困苦情形向其说明，我希望不能实现为佳。”
在当天的日记中，唐还说：“昨日国华告我，委座已下手令派我兼任调查统计局帮办，旋又撤回。为何今日又面谕雨农？”
唐分析说：“想委座急于调整此项工作，委座之真意不知。就其部署而言，徐可均调交通部次长，中央调查统计局有撤销可能，而雨农部分工作似有过于庞大之势，委座图有以控制之。”
“徐可均”即中统局副局长徐恩增，从唐纵日记的语气看，戴笠固然已令蒋介石有所疑忌，但徐恩增面临的危机则更加严峻！
在当天日记的最后，唐很坚定地说：“惟我不欲做此工作，必须设法摆脱。”
到这个阶段，沈醉已经亟亟于求去，在4月4日的日记中，沈说：
“加持为我活动湘站长或贵州西南运输处警卫组长，如果能够成功，这两个都是很合我理想的工作。我知道老板不会给我更大的事做，而同时我也负不起更大的责任，只是一切都操之于老板，最后这一关究不知能通过否？”
在4月9日的日记中，沈记载说：
“加特从老板公馆召见回来，告诉了关于我和维正的一点消息，为彬请调我去息烽当教官，老板立刻回答不可以，并说我实际做案子还太少。做了九年的侦探还太少么？我不知他怎么会这么健忘。”
在日记中，沈还说：“我邀加持、维正去处长公馆，他完全误会了我们的去意。他不但不愿照我们的意思去说，而且倒托我去打听最近别人对他的攻击。回时我们都感到他太自私点，但我也同情他困难的环境和苦心。”
在上文中，沈醉说的“处长”，指他的顶头上司、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