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62)

查唐纵日记，1931年8月 22日，唐说：“与戴笠谈二小时，谈报社津贴，兼及各友人事。”这是戴笠第一次出现在唐纵的日记中，看来他们二人原本打交道并不多。

1932年12月26日，唐记载说：

“晚上到戴笠家里，谈及对时局转变的问题，大家都是疾首蹙额。戴仍然在做秘密工作，而且要扩大的努力，他要我也参加。在蒋总司令下野的时候，已得了总司令的允许，成立一组，十个人，分布各地。联络与考核各同学的行动与态度。他本要我担任书记，适其时，我在汉口，现在要我到江西去。我是立刻答应了。答应的原因，一是解决生活，二是有机会同校长接近。他要我辞了报社的事，我也愿意辞了这事。”

大家注意，这时“联络组”已经成立了，即唐纵所说的“成立一组，十个人”。

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唐纵说：“上午十时在戴笠家里，弄妥工作程序，经过宣誓郑重的仪式。与走开了的朋友锡麟，现在又在这个圆桌子上见面，不期然的又走在一条道路上来了。”

这次宣誓，张炎元也曾提及，他回忆说：

“那时戴公馆就在南京的鸡鹅巷，戴先生约我谈话，然后有一天，我们有十个同志参加宣誓，这是最早的组织。”

据唐纵记载，此后不久，曹恢先应该是主动地离开了联络组。在1932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唐是这样说的：

“恢先来信，说我与他的任务是由雨农转来力行社的。他现在已经告退了。这显然是雨农骗我们了。我愤慨！我怀疑？我想雨农不会骗我的，如果是骗我的话，我也不能愤而去，还要将错就错，以术应术，这就是关于我个人的问题。”

从唐纵的上述记载看，郑锡麟、曹恢先都曾离开“工作”，曹且一去不回，“十人团”当中没有他们，并不冤枉。

然而，周伟龙与郑锡麟、曹恢先却不一样——周曾经“义释”戴笠，且从1929年底就弃官追随戴进入“密查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结果徐亮一句“没有做工作”就完全抹煞掉，未免过于武断。

在《十年前》中，徐亮继续说：“此外还有两位，联络组开始一个星期之后来参加工作的。便是马策同志和赖申同志，马同志担任组员，帮我办理内勒，赖同志则担任译电。”

至此，徐亮总结说：“所以在联络组自始至终担任工作的，是戴先生、张炎元、胡天秋、唐纵、王天木、黄雍和我七个人。开始担任工作以后中止的，有曹恢先一人，以后来参加工作的有马策、赖申两人，连马策、赖申、曹恢先在内，还是十个人。”

这就是徐亮口中的“十人团”名单，其中无可争议的，是戴笠、张炎元、胡天秋、唐纵、王天木、黄雍、徐亮等七人，加上晚来了一个星期的马策、赖申两人，一共九个人。依笔者的观点，还应该加上周伟龙。

十人当中，唯有黄雍后来未加入特务处；另有赖申其人，名不见经传。

不过，笔者在翻阅《戴雨农先生全集》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戴笠发给梁干乔的这样一通电报：

“中警校工作异常重要，吾人应切实负责，不容退让；但吾人亦不可有丝毫私意，存乎其间，对调往中警校工作之人员，应选精神振作能守纪律负责任而有办法者前往，非图抢饭碗与位置私人也。赖申藉故擅离职守，应即调回撤职，现在中警校工作之前杭警校教职员，务请兄与其武兄随时劝勉，努力自爱为幸。”

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936年9月24日，其时，梁干乔任特务处书记长。

电报中的“中警校”指中央警官学校，刚刚于此前的1936年9月1日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李士珍为教育长。前面说过，该校是以警官高等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合并而成的，而“浙警”本是戴笠的禁脔，现在落到老对手李士珍手中，戴岂能善罢甘休！

于是，戴笠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在教育长之上，推动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戴笠任主任委员，以形成对李士珍的掣肘；二是尽可能地把特务处干部塞进“中警校”，如电报中提到的“其武兄”即指潘其武，时任“校务委员会”秘书。

从电报中看，很显然，赖申也是被派到“中警校”工作的，因“擅离职守”被戴笠调回，从此一蹶不振。

谈到“联络组”最初的分工，徐亮回忆说：

“戴先生在最初两个多月常追随委座在奉化，以后两个多月则常在南京。内勤方面，由我负责，马策同志帮我的忙，还有一位赖申同志译电和密写。此外各位同志，王天木担任平津、黄雍担任南京、张炎元担任香港广州、胡天秋担任河南山东、唐纵担任南昌。”

对照前述唐纵在1932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曾提及的“现在要我到江西去”，徐亮的回忆完全符合实际。此外，“王天木担任平津”也是为陈恭澍的回忆所证实的。

徐回忆说：“联络组的工作，大致相同于现在所谓的‘我们的工作’，不过只有汇报，没有行动。此外还有—样主要任务，便是向各部队传达中央意旨，检查其军风纪及内务情形，因此名为联络组。”

联络组刚刚成立半个月，蒋介石即“下野”，经费遂成为大问题。徐亮说：

“联络组经费每月两千五百元，系委座规定饬朱孔阳按月发给。但委座下野后，朱中止不发，于是戴先生每月不得不忙于东借西贷，幸而自始至终五个月间，经费从无短少事。”

按：朱孔阳，生于1885年，浙江奉化人。

朱孔阳是蒋介石的“拜兄”，自黄埔时代就为蒋做军需，后任军政部军需署署长。

徐亮举例说：“外勤各位同志的成绩，大致都还不错，而生活最苦的，则为胡天秋，因为胡同志的工作地区较为广泛，须时时往来洛阳、郑州、开封、徐州、兖州等处，不能在固定的地方，每天要住旅馆，每天要买饭吃，时时要买票坐火车。记得胡同志写信来说，每月有十天限制自己，用一角钱买饭吃，胡同志体重在两百磅以上，一角钱安能充饥呢？其方法系每晨起床化一角钱买一块大饼，分两餐吃，每餐以半块大饼泡一大碗开水连水带饼喝下去，据说这种吃法、一天两餐，便不觉得饿了。所以每逢胡回南京送重要情报来的时候，我常常请他到大行官广记小面馆去吃一顿水饺炸酱面，所费不过一二元，在胡同志吃来，却不啻山珍海味了。”

徐亮说：“戴先生向来勤于工作，返眠晏起（原文如此），作事，迅速确实周到三者俱全。每有重要情报，不便邮寄，而适逢戴先生在京时，戴先生必亲自将情报自京赶送至奉化，亲呈委座。”

徐亮所说的，其实是联络组面临的第二个困难——通讯。徐解释说：

“联络组之困难，除经费外，厥为交通问题。委座离京时，本指定所有简短情报，概交军政部无线电台拍发，但军政部电台，往往不肯代发，余为发报而向该电台卑辞固请者，不知有若干次，有时卑辞固请无效，则继之以拍桌吵架又无效，则废然而返，改用有线电发出，因之电费开支浩大，影响伙食。”

徐还说：“遇有重要情报，无法删却（原文如此），只得书面报告，而又不便邮寄时，倘适逢戴先生在家，戴先生必亲自将情报自京赶送至奉化，亲呈委座，千里路程，费时不过一昼夜，反较邮电快捷。然非戴先生之精神，不足以语此也。”

对此，张炎元说：“那时给领袖的报告，还没有特定的格式，稿子整理好，戴先生看了一遍，再由我们缮正，我们还没有甚么关防印信，戴先生只是以学生的名义呈给校长。这是我所记得的鸡鹅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