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61)

在3月8日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我们没有参加纪念周，听说今天副主任是报告过去十年来工作情形与‘四一’之来由，这是在卖老资格。如果让我说上海的事，我当然也可由翁光辉到余到吴乃宪，再到翁光辉再至王新恒（衡），而到周道三之六，七年来之经过一样，历历如数家珍。”

——不知为何，沈醉对徐亮的印象很不好，在此前（3月2日）的日记中，沈曾记载说：

“今晚又是游艺会欢迎第三队同学。副主任和徐县长、特四团长等姗姗迟来，踞中而坐，旁若无人。”

“徐县长”指徐羽仪，以军统干部而任息烽县县长。“副主任”当然指徐亮，沈觉得他过于高傲，太“牛气”。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还嘲讽徐说：“此君虽出生（身）洪门，但根本无丝毫豪爽气味。”

在3月8日的日记中，沈醉自称对“上海的事”，也可“历历如数家珍”，这当然不是吹牛——沈于1932年、即特务处成立的当年加入“上海区”，经历了“上海区”从草创到发展的全过程，且他的姐夫余乐醒就当过“上海区”区长，“上海的事”，他当然什么都知道！

然而，徐亮在1941年3月8日所讲述的，恰恰是特务处成立之前的事，而且是南京的事——谁能讲得出来？

当然，当年的参与者，都能讲得出来，但问题是他们没讲——除了前述王天木在他的所谓“由三民主义大侠团到东北事变”中，透露了一些早期的零散信息之外，我们能看到的直接参与者的亲历记，比较完整的——只有徐亮的这一篇讲话。

这篇讲话的题目叫做《十年前》，系未刊稿，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笔者从上海大学教授徐有威先生处得到这份资料，在此特致以衷心感谢。

《十年前》并不长，同时因其重要性，颇值得详细考究一番。

讲话一开篇，徐亮直接切入主题：“十年前的今天，正是本局由联络组扩编为特务处的—天。”

——结合下文来看，徐亮所说的“今天”，很显然是指“四月一日”，而绝不可能是发表讲话时的“三月八日”，这也不难解释，因不久后的1942年4月1日是军统局成立十周年，戴笠主持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作为“元老”，徐亮在3月8日发表的讲话，本就是纪念活动的一种“预热”。有可能事后经过文字修改，以某种方式作为十周年的“献礼”，存入档案，而我们看到的，就是经修改的正式稿。

徐亮继续说：“联络组时代，工作同志连戴先生在内，不过十个人，到特务处成立，便有几十个人了。联络组时代，每月不过两千五百元，到特务处成立，便有一万四千九百元了。联络组时代每一工作单位不过一人，特务处成立之后，便由—个人扩展为一个组了。”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徐亮说的“联络组”，并非广泛传说的“密查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继续看——

徐亮说：“自特务处告成立之后，一切规模，始具雏形，所以我们定特务处成立日为本局诞生日，自特务处成立后，经费方面有预计算书，文献方面各项档案，总之，一切都有案可稽，各位要明了特务处成立以来情形，许多案卷中都可查到。至于特务处成立以前则不然，一切俱无案可稽，所以我想权充一日白头宫女，来谈些四一以前的天宝遗事。”

徐进一步解释说：“四一以前的工作是联络组工作，联络组自二十年十二月一日开始到二十—年三月卅—日止，前后不过五个月。在联络组以前，所有一切工作，都是戴先生一个人做的。现在大家称本局的工作为‘我们的工作’。‘戴先生的工作’，最好请戴先生自己写，比较切实而有趣。现在我这篇文章，只就‘我们的工作’开始时叙起，干脆地说，只是一篇联络组的记事而已。”

在这里，通过徐亮的解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得到结论：“联络组”是特务处的前身；而以戴笠为代表的某一个人群即“密查组”则是“联络组”的前身——而徐亮是没有参与过“密查组”的工作的。

这个问题，我们参考一下张炎元的回忆，就更清楚了。张是这样说的：

“民国二十年春天，我到了南京。最初在中央军校政训处工作，不久之后，由于曾扩情先生介绍，认识戴先生，并参加了他所主持的情报工作。”

张炎元所说的，就是“密查组”时期的事，他回忆说：

“我在鸡鹅巷公馆住过一个时候。我的住室就在进门右手边的小房子里。我记得张衮甫兄住在我的隔壁，他主管记账和发款，我则主管整理报告、翻译电报和缮写报告。房子后进有几间房子，住着戴老太太、戴太太和戴藏宜公子他们。我的房子是书记室，又是译电室，同时也是门房。有时，戴先生也亲自来到，共同翻译电报，或斟酌报告词句。”

张炎元说：“以后徐为彬也来了，我们共同工作。戴先生没有指定我们谁正谁副，但我知道为彬兄跟戴先生很熟，他们可以随便讲话，畅所欲言，所以遇有什么问题，我总是请他去报告。”

张炎元的“以后徐为彬也来了”这句话很重要，因这是“密查组”与联络组两个时代的分界线，关键在于，“徐为彬”（即徐亮）是什么时候来的？

这一点，徐亮说得很清楚：“二十年十一月间，正当九一八以后不久，我路过南京，会见戴先生，戴先生和我说：现在委座准备下野了，全国鼎沸，强邻压境，这正是我们该努力的时候，你不必做官吧，我们来努力做些革命事业是正经。”

徐回忆说：“我当时奔走长江一带，本算不得会什么做官，听了戴先生这几句话，便在南京住了下来，帮戴先生起草联络组组织大纲及服务细则等事。不久，各项大纲及细则都蒙委座批准下来，并确定每月经费为二千五百元，戴先生为组长，组员方面，也由戴先生物色到九人，定十二月—日开始工作。这便是联络组的开始。”

换句话说，徐亮的所谓“十年前”，说的仅仅是“自二十年十二月一日开始到二十—年三月卅—日止”的五个月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但这五个月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经历了这五个月的，才有可能成为军统的“十人团”成员，而“十人团”究竟有谁，至今众说纷纭！

徐亮回忆说：“戴先生物色的组员，本是张炎元、胡天秋、黄雍、周伟龙、唐纵、郑锡麟、曹恢先和我八个人。我们八个人之外，还有一位王天木，担任平津一带工作，最初亦系组员之一，可是并没有参加过我们的会议，连王天木在内，算是十个人。”

即使仅从字面上来看，也可以看出徐亮话里有话，果不其然：

“周伟龙和郑锡麟两位同志，虽曾参与过会议，却没有做工作，周同志直到翌年四月—日特务处成立之时，始正式担任武汉方面工作。又曹恢先亦仅担负了一个月的工作。”

徐亮话锋一转，轻轻巧巧地就把周伟龙、郑锡麟和曹恢先三人打入了“另册”。

曹恢先，1904年生，湖南耒阳人，军校六期毕业。

曹恢先曾与唐纵、郑锡麟一起在南京办《文化日报》，后因故触怒蒋介石，改为《建国日报》。三人都不甚“得意”，后一同被戴笠拉进“联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