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55)

和久田幸助回忆说：“当时如果说梅兰芳是京剧大王，那么胡蝶可以说是电影女王。她住在九龙塘里面一所幽静的住宅里。同住的有她的母亲、丈夫和两个孩子。因为她是广东人，我又懂广东话，所以常常通电话。”

某次，胡蝶给和久田打来电话，说：“有件事麻烦你，等你下次来舍下的时候，请替我买些唇膏好不好？你知道，我一向是不出街的……”

对此，和久田评论说：“她所说‘我一向不出街’云云，含有不高兴日本人的意思。因为无论是广州或是香港，在日军占领的都市，各街角都堆起沙袋，由宪兵站岗放哨。中国人通过步哨之前必须深躬敬礼，如果步哨看着不顺眼，还要搜身检查。虽然设哨的目的在防备游击队，可是对于通行的中国人，每因忘记鞠躬或态度不够恭敬，即遭日本宪兵殴打；单是这一件事，就强烈地损伤了中国人的尊严。”

提到和久田幸助，胡蝶回忆说：“和久田当时曾对很多有名望的人提示过以下三个条件：一、妥切保护该人的生命和财产。二、尊重该人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作法，想去重庆的话，及时无条件放行。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合作。”

对照和久田本人的回忆，上述“约法三章”几乎完全一样。

胡蝶回忆说：“和久田幸助虽说过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但在约一年之间，家中较值钱的东西，都送给了不请自来的日本人。”

此事，在和久田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他说：“胡蝶有两部轿车，都被日军征用了，以至不能出街，这本是大为愤慨的事情，可是她却笑着说：‘因为是在战争，这些事只好忍耐。’”

某次，和久田去“拜访”胡蝶，看到“一个士兵的影子从后门跑出去”，即问：“那些日本兵跑来这里干什么？”

胡听了，“笑着”答道：“是来要手表的。我若是有的话就给他们了。这附近驻了好多日军，所有的表都已经给光了。”

和久田听了，“深感耻辱”，于是说：“不能容许这么乱来，布告上明令禁止的事情，我将去调查一下，看是哪一部分的兵，把拿去的表送回来。”

胡蝶倒很豁达，以“教训”的口气，淡淡地说：“因为是在战时，这种事情，任何一国的军队都难免的，我觉得没什么。你也不必介意了。”

和久田回忆说：“在上述情况下，约在一年之间，胡蝶家中较值钱的东西，都送给了不请自来的客人。”

对于和久田其人，胡蝶评论说：“我虽然并不认为和久田是个坏人，但我也知道，所谓的无条件只是相对的，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至于保护生命、财产，尊重个人自由也不过是一个交换条件而已。”

胡还说：“我和有声从来就不把希望寄托在祈求侵略者的慈悲上，唯其这样，才能在后来设法避过日军的耳目，逃离香港，奔向大后方。”

在回忆中，谈到促使自己逃离香港的直接诱因，胡蝶是这样说的：

“（和久田幸助）接着又提出了要求我与日本电影公司合作，到日本拍摄《胡蝶游东京》，说只是风景片而已，毫无政治内容。我虽很谦让，但这是大事，绝不能让，绝不能让侵略军拿我做幌子，这是原则问题。”

胡蝶说：“我们全家都为此事感到焦急。有声说已到了我们该走的日子。那时，小儿子也已断奶，大了些，至少在路上比诸一年前要好多了。我们一面敷衍拖宕，我推说已有了身孕，不便拍片，只能等分娩以后再说。一面则在暗中作逃亡的积极准备。”

胡蝶说：“同时，为怕引起日军耳目的注意，向来很少上街的我，开始上街购物，探访朋友。有声也设法通过秘密的渠道，和游击队联络，安排逃亡的路线及方法。”

在和久田幸助晚年的回忆中，并没有谈到他安排胡蝶去日本拍电影的事，却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并认为是这件事促成了胡的逃亡。

和久田回忆说：“在快要过年的时候，一天占领军参谋长打电话给我：‘一位从东京来的将军，无论如何想见见有名的女明星胡蝶，要请你安排一下。今天晚上为将军设宴，胡蝶如果能够参加是最好的机会。’当时我答称，胡蝶住在九龙塘，通常完全不出街，如果请她来香港参加宴会，希望派车去接她。另一方面我立刻把消息通知了胡蝶。胡蝶和往常一样自然，非常轻松地答应了。”

和久田说：“当晚七点钟，在一广东酒楼为将军设了酒宴，照预定时间开始，我也出席了宴会，在座的人都为一睹胡蝶的丰采而翘首盼望。可是时间已过了七点半，眼看就要到八点了，不知为何仍不见胡蝶的影子。参谋长不用说直向我使眼色，我也等得焦急，就打电话到胡蝶的家中，并向各处打听联络，都不知她的下落。”

等到“大约八点半的光景”，胡蝶终于来了，和久田回忆说：

“经过修饰的胡蝶，愈发显得雍容华贵，使没有女性的宴席，立时增加了光彩，她先向参谋长和将军说了几句应酬话：‘到得太迟了，真抱歉。因为途中感到不舒服，休息了一下。几乎想折返原路回家去，因为已经约好了，所以还是赶来与各位见个面。对不起，只能与各位干一杯，我就得回去了。’说完，她拿起酒杯，向在座的人逐一敬过酒，即匆忙地走了。”

在回忆中，和久田说：“我从背影看出来，她的身体非常紧张，完全没有素日那样轻松和易的气氛。这使我益发感到不安，等宴会完了，我就在酒楼中给胡蝶打电话。她好像剧烈地哭过，以从来没有过的激动声调，反复地说着两句话：‘马上请你来一趟。有话要向你说。’”

见到和久田，胡蝶“以无法控制的激动，半哭着”说：

“照我们的约定，请让我们到重庆去。我向来以为处在战时，所有的事情，我都忍受了，可是今晚上的事，我不能忍受。我有生以来，没受过那样的侮辱。”

在回忆中，和久田追述说：“照着约好的时间，参谋长的车在六点半钟到了胡蝶的家，打扮好了的她，即乘该车离家而去。从九龙到香港来，必须先到油地的过海码头。当车子通过油地的日军哨岗，后面突听日本宪兵喝令停车的声音。”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和久田说：“车停之后，宪兵走过来，以半吊子的广东话，命令胡蝶下车；于是责问她，为什么在通过哨岗时，不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先下车鞠躬敬礼再通过。她吓得用结结巴巴的日语、英语加上广东话解释说：‘今晚是应贵国参谋长的邀请，很久完全没有出过街，什么地方有哨岗都不知道。因为坐在车里边，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和久田说：“（胡蝶）又连说了几次请原谅的话。 可是对她的解释愈来愈生气的宪兵，用她听不懂的话痛骂她，不予宽恕，并加处罚，命令她：‘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