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53)

现在再来说另一个女人——杨惠敏。

杨回忆说：“在曲江呆下没有多久，赈济委员会的陈志皋主任便跟我商量，请我再返香港，去接运亟待逃出的一批难民。”

陈志皋，1910年生，浙江海宁人。

陈志皋的家世极为显赫，其七世祖为陈元龙（即海宁“陈阁老”），他本人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并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上海执业律师。陈志皋的第一任夫人即黄慕兰。

抗战开始以后，陈任全国赈济委员会特派委员并兼广东省政府委员。

陈志皋是杜月笙的“学生子”。在《杜月笙传》中，章君榖说：

“通过赈济委员会，杜月笙将他所主持的‘第九救济区’分为第七、第九两个救济区，第七救济区主任是杜氏门人陈志皋，常驻曲江，第九救济区主任改由他的得意门生林啸谷充任，常驻桂林，专门应付这一次抢救重要人士的紧急大事。”

这样，杨惠敏就投入了赈济委员会下“难民救助站”的工作，她回忆说：

“这些难民之中，计有为国父写英文传记的吴经熊博士全家大小十三人，和上海申报主笔叶秋原全家十几口，拿了这张名单，我把它暗藏在贴身内衣处，真所谓神不知鬼不觉。”

这是杨惠敏第一次潜赴沦陷后的香港，路上，她结识了一位“跑单帮”的江苏同乡，这个人名叫赵乐天。

杨惠敏回忆说：“那是民国卅一年一月，因香港沦陷，同年四月我逃到惠州，因奉命营救陷身港九的吴经熊博士他们这些人，在潜赴香港的途中，认识了一个名叫赵乐天的青年人，他的身份是商人，据他说专跑单帮。”

杨惠敏说：“‘跑单帮’，做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或养家活口，本来是抗战期间，许多人的正当职业，这又有什么不对呢？可是，赵乐天却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恶运。”

杨回忆说：“赵乐天当时（民国卅一年）才廿九岁，他是江苏吴县人，我是江苏丹徒人，两人既是同乡，而且他比我仅大两岁，年轻人大家碰在一起，自然毫无拘束，很容易相处得来。至于他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谁也不去计较，只要他不是×××或汉奸就行了。”

杨惠敏补充说：“何况那时我的任务，是奉命营救流落在港九一带有地位的爱国份子脱险，我的身份决不能让敌人发现。不仅如此，我还得化装成一个小商人的姿态，以避免日军宪兵队和便衣特务的注意。赵乐天既然跑单帮，这对我的掩护便有着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乐意同他一道，沿途有说有笑，旅游之中，不明实际情形的人，还以为我和他是一对年轻夫妇呢？在此，我要坦白的向读者报告。赵乐天当时化名周平，我化名为周瑛，我们在表面上是以兄妹相称，实际上他跑他的单帮，我做我的秘密营救工作。”

令杨惠敏意想不到的是，赵乐天居然是军统的人。杨回忆说：

“我把秘密任务告诉了赵乐天，赵毕竟是青年人，而且很爱国，他对我说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香港通讯员，最高顶头上司便是戴笠（雨农）将军。他说他跑单帮做小生意也只是掩护他的工作。”

事实上，赵乐天原本确实是军统的“通讯员”，但此时已经“擅自离职”，其所谓“跑单帮”是很纯粹的经商，与“掩护工作”毫无关系——属于典型的借着军统的名义“招摇撞骗”——这一点，触犯了戴笠的大忌。

然而，赵乐天到底是不是军统干部，他的职务与“跑单帮”究竟有否关系，这些事情，杨惠敏是无从判断的，同时，杨也不认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有关系。因此，对赵乐天的话，杨并未感到吃惊，相反，还觉得很正常。她回忆说：

“他（指赵乐天）同时告诉我，到了香港，最好两人都住在他的朋友家中，我欣然的同意了。”

杨惠敏说：“赵乐天的友人名叫罗四维。罗四维原是杜月笙的学生，也是许世英的部属。罗当时担任沦陷后的香港日本总督顾问兼九龙地区派出所副所长。据说他是潜伏在敌人组织中的我方情报工作人员。以罗四维的地位，对于我的掩护工作，有着很大的帮助。”

杨回忆说：“好不容易潜返香港，我按照指示把名单中的每一家人一个一个的通知，告诉他们在何处集中，又如何乘坐车船。总算很顺利，没有引起敌方宪兵的注意，我把他们安全送到惠州以后，他们就各自转往重庆去了。”

杨惠敏说：“这是我自己在逃命之中，不顾个人生死自认为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可是，当我达成上述的任务以后，紧接着第二批名单又落在我手中了。我无法推辞，同时也是义不容辞的再度踏上去香港的危险旅途。”

杨回忆说：“第二批名单之中，主要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的亲属一共三、四十人，真不知林主席哪来这么多的亲属。要把这一群大大小小的人弄走，谈何容易？好在我已有了经验，而且由于我不断的化装成各色小贩模样，日本宪兵和他们的便衣特务，根本就没有察觉我的不诡行动。”

杨惠敏说：“我一共接运了四批流落在港九的抗战难民，回到大后方的西南，算是贡献了我的一点力量，最后一批就是接运梅兰芳和胡蝶女士，时间是在民国卅（一）年端午节的前后，详确的日期，我已记不清楚了。”

按：1942年的端午节，是6月18日。

杨回忆说：“在我第三次接运流落在港九的抗战难民的时候，敌人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已经知道我的秘密行动了。因此，当我完成三批接运工作到达惠州以后，我本来不想再去香港，但是，在惠州，我一再接到陈志皋的电报传令嘉奖，在一种高度虚荣心的怂恿下，我只好鼓起勇气， 再冒一次危险，并改换姓名为‘周瑛’。”

杨惠敏的第四次香港行，还真的出了一些“状况”。她回忆说：

“虽然改名换姓，可是一个人的本来摸样，不管怎么样化装，和时刻变换各种不同阶层的服饰，还是认得几分出来，快接近广（州）九（龙）边界的时候，靠近罗湖深圳间的岗哨站，遇见一个名叫王明川的台湾人，他担任日军的通译，他手里拿了一张画报，上面刊着我的照片，他问我是不是叫杨惠敏，我当时骇然一惊，神色大变，呆若木鸡的接受他的盘问。”

杨惠敏说：“这个名叫王明川的台湾人，他向我诉说着他是如何不得已被征召替日军做通译，并说他是一个爱国份子，他会暗中保护我，不会让我遭遇到生命威胁，不过他劝告我尽快离开香港，免得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注意，如果被他们发现，可就麻烦多了。”

杨回忆说：“话虽这么说，可是在我到达九龙粉岭的地方，仍然被日军发现了，并且被拘留了一天，幸而到了半夜，王明川偷偷跑来教我撬开窗子逃走，我不顾一切的逃出后，躲在不太远的一个老百姓家里。”

杨惠敏说：“日军的卫兵发现我已潜逃，于是带着军犬追踪，我一时情急智生，干脆就爬进这家老百姓烧柴火的烟窗中，暂时忍耐一下浓烈的柴烟味道。等天亮时，我把满身焦黑的灰尘扑去，蹲在路边的小水沟中，把脸上的黑烟尘洗洗干净，然后又继续逃到九龙城。”

到了九龙，杨惠敏依然借住罗四维家中，可巧，罗四维与王明川是好朋友。杨回忆说：

“在罗四维的家里，我才进一步认识了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个台湾人王明川，王当时担任日本宪兵队的翻译，他是一个爱国份子，前文我已提到过了。”

——正是与罗四维、王明川等人的交往，引发了赵乐天和杨惠敏日后的祸患（当然，或许还有其他摆不到桌面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