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49)

日军在珍珠港的行动，用了一个上午（虽然策划的时间很长）；进驻上海公共租界，用了一天；攻占香港，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到1941年圣诞节的当天，英军宣布投降，日本驻广州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成为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文强回忆说：

“日本军队进攻香港为时共十七天，香港政府便竖起了白旗投降了。我身陷战火中熬煎，也亲眼看到流氓世界的可怖和香港政府投降前的种种。”

回想起当年的情形，文强十分懊恼，他说：“对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则有如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千悔万悔不该听连谋郭斌之言，假定我不是为了贪图做三套服装，赶上了星期三的班机，又怎么会遭遇到这场横祸呢！”

文回忆说：“当日军偷袭得手的情况弄明白以后，（我）便商之连谋离开九龙，过海回到了军统局设在半山上的招待所，催促致电重庆派专机接我们脱险。我们也曾收到告急的覆电，而且派了三架客机飞临港空，其中一架冒着敌人的炮火降落过，但是名单上抢了飞机的，有如凤毛麟角。我根本就没有到达机场，连王新衡这位为我代购机票的，也在望机兴叹！”

文强说：“日军攻坚战的白热化阶段，也就是英国港督打着白旗投降前一星期，我从半山上招待所搬到胜斯酒店，我的目的在解决吃饭问题，招待所的伙食已将停炊，大有火烧灵官庙，各散五方之势。本来这家酒店是当年香港豪华酒店之一，有众多的富商巨贾和军政要人下榻其间，只要能住进去，便不愁饿坏肚皮。我同阿Q一样，认为能住进去便是精神胜利，吃吃喝喝倒也安然。”

文回忆说：“事情又是一巧中得救，某日好友老连来旅邸邀我到他的家里共进午餐，盛情难却，便联袂同往，饱餐而归。归来不免使我大吃一惊，服务员告知，当我刚离开房间之顷，即被日军炮弹穿了个脸盆大的洞，连房间内的床铺桌凳都被击碎，而且是我们离开房间不到五分钟内发生的。险哉险哉！我受到这一教训，决定不能只贪食而忘命，除了搬家与老连一家睡地铺外，不论白天晚上，干脆就以防空洞作家。”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文强回忆说：“（当天）从清晨到夜间，整天不闻炮击声，我们呆坐在防空洞里，反而感到奇怪起来。这天深夜即传出了停战投降的‘喜讯’，据传一位英勇的教会女士，受港督之命，打着白旗高喊是投降代表，渡海从香港到九龙，经过归来复命，无条件的投降了。防空洞立刻传出，日本人打死老虎的攻防战休止下来了。”

文强说：“宣布投降后的头一天，日军组成一支超过二百人的军乐队，仪容整肃，在香港各交通要道和大街小巷，吹吹打打，奏着凯旋的乐曲中，又夹杂着悠扬的民间曲调，颇为悦耳动听。日本人挖空了心思来消除战争的恐怖的气氛。”

对此，文强慨叹说：“香港啊！中国人的香港，又将易帜为太阳旗了，谁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比文强更艰难的，是身负重伤、半身瘫痪的陆乃诚，他回忆说：

“从八月十一日受伤，懵懵噩噩，不知月日，不能看报，大概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人说日本炸珍珠港，过两天有人说日本飞机在香港上空侦查，有人说加拿大（香港驻军）部队向日本投降。医院宣布病人出院，我的联络人来了，光脚出院，过海到九龙，仍住原酒店。日本人打了四天，九龙失陷，到（第）十七天香港投降，可怜走不了的中国人惨透。”

陆说的所谓“原酒店”即“客来门”酒店，他回忆说：“酒店剩下的客人都是局本部有关系的人，起初有米一袋大家吃，无菜吃咸蛋，咸蛋吃完，吃豆腐乳，后来只剩三五人。楼上日本军队赶我们搬到地下室，日本一特务来说，此酒店是英国人开的，为什么老板是中国人？还好，后来只赶我们出门。离开酒店，租九龙上海街某号三楼裱画店分得一榻，租金每月五港币。楼上无厕所，大小解必须下楼，苦了我。”

陆乃诚说：“混乱中，有部分同志各个离港，一些步行到广州转曲江，路费每人发法币一千五百元，我不能行，仍然照发一千五百元，当时钱庄法币一百元换港纸十元，区区能活多少天？哑吧的我，真是死路。”

还好，香港还有一个好心的王之桐医生，陆回忆说：“香港九龙死人太多，苍蝇满地，日本人怕瘟疫，找医生各处给行人打针。一天，我去如厕，被日本兵赶回排队，等了一个多小时，却碰到玛丽医院见习医生王之桐，他说：‘河北同乡会李会长登报找你，始终没有消息，我也是医学院解散后不能离港暂住同乡会，你留下地址，晚上回去转告他们，明天去接你。’”

陆乃诚说：“第二天接到同乡会，原来是天津二叔写信给上海王先生；王先生托香港李会长；李会长又介绍到广华医院，一面治疗，一面作离港打算，同时与局本部也取上联络。过了几天，买到日本轮船到上海的票，想不到又遇台风，在大风浪中走了八天到上海，住了十几天，乘火车回天津转北平。”

相比之下，杨惠敏的逃亡之路稍微顺利一些。

——前面说过，恰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前一天，杨惠敏到达香港，可谓“躬逢其盛”，她回忆说：

“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香港——这个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就沦陷在日军手中，而当地的居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杨惠敏说：“香港陷落后，对于一个初履斯土的陌生人来说，确实感到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尤其是孔祥熙先生给我的三千美金，非到纽约不能兑现。因此，目前的生活便成问题了。”

这时，杨惠敏巧遇一位故人，她回忆说：

“国军第八十八师的一个团附，名叫张裕良，正好在香港，他是杜月笙先生的学生，我去找他商量如何离开香港，以使逃到内地去，然后再从新计划未来。张裕良团附告诉我说：现在正好有一批难民回大陆内地去，你如果想回去的话，跟大伙儿一起走好了。”

按：淞沪抗战期间，张裕良任八十八师上校师附，他的师长就是孙元良。

杨回忆说：“我和这些难民于是化装成小贩商人，从九龙中英边界的罗湖经深圳，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向内地逃命而去。我们从沙头角乘坐小船直达惠州，同时逃难的人，有我国外交家王正廷的公子，杜月笙的公子，和后来担任台湾省新闻处长的张彼德等人。好在我们谁也不认识谁，沿途没有什么话好谈，同时因逃难之故，大家也不便多讲话，每个人的心里，各有各的打算。”

历尽千辛万苦，杨惠敏终于回到惠州，并转往曲江（广州沦陷以后，广东省政府移驻曲江），她回忆说：

“在曲江，由许世英先生主持的赈济委员会把我们收容下来，首先替我们解决食住的民生问题。有一位姓陈名叫志皋的主任，对待难民，非常和气，服务周到，陈主任并要求我留下来，帮他办理救灾工作，因此我的留学念头，暂时把它搁下再说，至于同行的张彼德和王正廷博士的公子等人，他们便搭乘火车转往大后方重庆去了。”

在回忆中，杨惠敏说：“命运之神毕竟作弄人，千万没有想到，由于这一次留在曲江，以致造成我后来一连串的悲哀命运，然而，当时又哪里想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