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45)
吴醒亚听了，“沉思片刻”，对黄敬斋说：“给党做工作，无论去什么地方，干什么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要看哪里最重要就留在哪里。”
吴接着说：“我有重要的事要你去做，希里你能留在上海不去西安，因为你留下工作比较人地两宜；假使你同意的话，邱玄（元）武是我的熟人，他那里我会去信打招呼婉谢的。”
黄敬斋回忆说：“当时，黄万万没想到和吴的首次会面，竟会有此不经谋求钻营，突然从天而降的‘好事’， 黄喜出望外，满口感激地答允了下来，吴醒亚在黄应允留沪工作之后，当即写了一张‘兹委任黄敬斋为本局总务科编纂股主任’的字条，要黄即去市社会局报到。”
接着，吴醒亚又对黄说：“你暂且在局里待一下，我将在不久后另派你去担任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黄敬斋回忆说：“两个月后，黄果然奉吴命参加干社，并兼任这个干社文书组主任干事之职。虽说是兼任（兼职兼薪），实际是让黄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文书组的工作上。社会局方面，除月底去领工薪外，是不用去上班的。”
或许是出于吴醒亚的“知遇之恩”，在回忆中，黄敬斋对吴评价极高，他说：
“社长吴醒亚是湖北黄陂人，孙中山先生开府广州时，吴曾任大本营的秘书。他到上海任职之前，任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民政厅长、安徽省政府代主席。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由于上海市国民党CC系领导集团内部潘公展（浙江系)和吴开先（江苏系）之间不断的斗争，阻碍了CC系在上海的发展，CC系头子两陈才请准蒋介石，调派吴醒亚这个既能直接面奏蒋介石的CC系中央级大将，又是清洪帮中够得上辈份的人（出马）。吴与上海地方封建势力、地头蛇清洪帮头子杨虎、杜月笙（吴开先派的支持者）之流是平起平坐、称兄道弟的‘爷们’。”
黄称赞吴说：“在宦海中，他久历沧桑，刚柔兼俱，长于肆应。其胆识气魄之恢宏，二陈莫能与之相比，更非潘公展、吴开先这些分毫必较之徒所能企及。”
黄敬斋说：“CC系头子二陈奉蒋介石钦命要整理和发展上海党务这张急令王牌，利用吴醒亚的霸气才能，把潘公展、吴开先均置诸吴醒亚的节制下的安排，确是煞费苦心。而吴醒亚欣然应命去上海屈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长之职，是因为负有另一项秘密任务：蒋介石要他暗中监视上海市市长政学系的吴铁城。就吴醒亚本人来说，他也确有猎取上海市市长桂冠的野心。”
对于潘公展、特别是吴开先，黄敬斋则丝毫不掩饰其轻蔑：
“副社长潘公展是CC系头子二陈湖州（吴兴）小同乡，性格胸襟，与二陈可谓物以类聚。潘公展曾在上海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肄业，中英文的底子，都比流氓气息重、没什么文化水平的吴开先高得多，而吴开先在当上了党官后，才从上海法学院取得荣誉毕业生的荣誉和学士学位。”
——看来，如果不是吴醒亚在45岁上暴病而死，上海滩上，还轮不着潘公展说话，更轮不着吴开先。
“干社”的第二组是事务组，主任干事是“二陈”的堂弟陈宝骅。陈宝骅的亲哥哥即蒋介石侍从室第一组组长陈希曾。
“干社”的第三组是情报组，主任干事即李士群，干事唐惠民，公开身份均为《社会新闻》编辑（社长即丁默邨）。
此外，“干社”还控制着很多报刊，其中之一即外论编译社，主编就是袁殊。
据黄敬斋自述，大约在1936年3、4月间，他意外地发现李士群将一箱丨炸丨药秘密运至“干社”所在的绸业银行大楼，经黄举报，吴醒亚连夜羁押了李士群和袁殊，并令陈宝骅将“干社”文件紧急转移。黄敬斋评价说：
“这是吴醒亚对干社采取的一项迅雷不及掩耳的果断措施，这场疾风暴雨把干社打得粉身碎骨。”
黄回忆说：“事后，据陈宝骅告诉黄说，李士群这次秘密寄存的皮箱里，满载着爆炸物，那管状的东西就是引爆的丨雷丨管。如果这箱爆炸物爆炸开来，那座五层楼的绸业银行大楼，就会被炸成废墟。”
黄敬斋说：“至于李士群等究竟要利用这箱爆炸品搞什么，事后谁也不曾再谈及过。就是李本人，也从未对人透露过，所以这事就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了。”
黄敬斋在回忆中谈到的这件事情，袁殊在其回忆中亦约略提到，但言辞闪烁，更没有说他自己也被“打在网里”。袁回忆说：
“有一天袁殊去《社会新闻》，李士群拍着袁殊的肩膀说这里有样东西你看看。二人在沙发坐定后，李拖出一个香烟罐头箱，箱里装着电棒，电棒里面塞满了黑色丨炸丨药，李说：‘过几天报纸上会登出惊天动地的大新闻。’原来李士群准备去炸陈立夫。”
按：袁殊的回忆有个特点，那就是该说的事情他绝不回避，有关的人他都会谈到，但就是看不出前因后果，更看不出事情发生时相应的背景；仿佛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每一件事都是偶然的，其笔法，较之陈恭澍，则又胜一筹。看来，舞刀弄枪的，终究不如摇笔杆的。这位貌不惊人的矮个子，委实深不可测！
“丨炸丨药事件”对“干社”造成极大打击，袁殊评论说：“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干社的白色恐怖活动也就不了了之。”再加上此后不久的1936年8月，吴醒亚突然病逝，“干社”无形中解体。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除陈宝骅外，上述“干社”干部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袁殊、黄敬斋又以不同途径聚到了一起，其中黄敬斋接着干其老本行，当上了“七十六号”的“机关报”《国民新闻》社社长，并与陈恭澍成为了“朋友”。
在回忆中，陈恭澍继续试图解释他的《蓝衣社内幕》：
“‘原稿’中，有五、六个人的笔迹，我认得出的是傅也文的，还有一个傅也文机要秘书刘×的。刘×，安徽人，就是前文多次提到在傅也文办公室中，埋头摇笔杆的那一位。此外，据黄敬斋略告，其中也有编辑人员的手笔，不过，大都是填填补补的。”
陈恭澍说：“这份‘原稿’在我手中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民国三十三年才算遇上机会，托由王道生兄（真名黄毅斋，现健在台湾，也快八十岁了。下文中有一大段会写到他，故此处从略。）带到了於潜，而后辗转的送达局本部。”
陈还说：“是否为了这个原故，局本部从未追究过这件事，个人无法肯定。当民国三十五年笔者被扣押后，当值的法官余××也没有问过这件事。到后来被判徒刑的判决书上，也没有把这件事列为罪状。论‘公案’，就这样了结，不会再生余波。”
不过，“公案”虽然可以了结，但“公道”却自在人心，《蓝衣社内幕》到底还是跟了陈恭澍一辈子，有事没事就被人拿出来“敲打敲打”，令陈极为郁闷。他说：
“记得有一次，有个交情不浅的老朋友和我有争论，他掘根子指摘我写过《蓝衣社内幕》，很明显，是在揭我之短。……我有一门远房亲戚，已多年不通音问，前两年在《传记文学》上看到我的名字，打听到地址，先通了个电话，他说：‘在大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您老写的《蓝衣社内幕》那本书了。……’不久之前，朋友家便饭，在座的有一位北方籍的代表，介绍之下，他劈头就说：‘多年之前，就拜读过大作《蓝衣社内幕》了。……’”
陈恭澍无奈地说：“如此看来，我说不是我写的，也难以抹掉人家的印象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陈恭澍的“英雄无名”第四部《抗战后期反间活动》中，陈恭澍一直到第六章才提到《蓝衣社内幕》，故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是在他被捕很久以后，《蓝衣社内幕》才出笼的——事实上，早在1941年12月初，也就是陈恭澍被捕之后仅一个多月，文强就已经拿到了载有《蓝衣社内幕》的《国民新闻》，并准备带到重庆去“献礼”的。
不料，文强刚到香港，这张报纸就给他找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