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40)

就在刘原深被送到南京的几乎同时，1941年11月9日，“七十六号”的“高洋房”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余祥琴。

前面说过，余祥琴是刚刚经戴笠亲自谈话，成为军统局“运用人员”的，并派回上海，交齐庆斌联络。

按：由沪一区书记齐庆斌联络余祥琴，当然并不能说特别不正常，但一般而言，这类线索是应该交给区长的。仅从这一件事上即可看出，此时，戴笠对陈恭澍的信心已经不足了。况且，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绍谦被派回上海之前，戴笠曾对他明言陈恭澍“靠不住”，并令王监视陈。

还有一点，陈恭澍与齐庆斌相比较，陈不仅是军统的“老同志”，还是戴笠的学生；齐则是“新同志”，而且系由陈介绍进军统的，戴笠连他的面都没见过。到了这个时候，戴笠宁愿选择依赖齐庆斌，都不肯相信陈恭澍，足见陈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对齐庆斌的信任，亦可看出戴笠的“知人之明”。唯一欠缺的，是应该早将陈恭澍撤离上海。

余祥琴回到上海不久，沪一区即集体失事。余回忆说：

“余乃向七十六号与原有连系之中下层方面探询，据告近来日夜工作紧张，破获规模庞大之重庆地下组织，其最高负责人均已落网，逮捕者达八、九十人之多云。余知我上海区组织必已全部被破坏，随即通知徐采丞——前由杜先生指定之在沪秘密代表，请其将情形通知杜先生转告重庆，并告余已连络中断，等待指示。”

余回忆说：“十一月六日连接香港杜先生来电三通（一份徐采丞转来），嘱即赴港。爰于八日下午往晤李士群。”

据余自述，当时他对李士群说：“我奉命立即回重庆，最遗憾的就是回沪不久，我们上海区组织，遭遇失败，以致我侪合作之希望较预期之目标，距离更远。现有一要求，在余离沪之前，准予接见被捕之上海区书记吴维扬同志，俾了解彼等此次之失败，于我有无责任！”

对此，李士群回答说：“彼等此次之就逮，与你无关，在你由港返沪之前，我方已得到线索，因开始经日方协助侦查，且日本顾问非常重视；自与你晤谈之后，我不便下令停止进行，请回去报告戴先生，当尽可能保全他们的生命，明日我告诉傅也文（承办该案之主持人），通知你到七十六号接见。”

余听了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余祥琴回忆说：“翌日下午，傅逆也文电邀至七十六号。在大洋房后下面会客室接见吴维扬同志，傅先相告：‘你要见的吴维扬，他真姓名叫齐庆斌。’”

此时，余祥琴还不认识陈恭澍，因此他只会见了齐庆斌。余回忆说：

“余至此方知吴之真姓名。傅逆并未派人监视，吴同志衣长羊毛绒睡衣，面容憔悴，极似病后尚未复元，吴见余即低声相告：‘我们全部垮了。’”

余听了问道：“我已知道，此事我有无责任？”

齐说：“没有你的事，毛病出在我们的交通。”

余祥琴说：“我奉令立即返渝，请转知各受难同志，只要我们留在人间，仍有机会报国，至于各受难同志家属，自当请求戴先生设法尽量安抚。”

余祥琴的此次“探监”，陈恭澍亦曾在回忆中提及，他说：

“坐牢的人，对于亲友的‘接见’，特别有一种殷望，因而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祥琴兄是到‘七十六号’探视过老齐，我和老齐同时关在一起，所以知道他记得。我还问过老齐，后来才知道是余祥琴来看他。在那个时候，笔者与祥琴兄尚不相识。”

在余祥琴的回忆中，曾说：“经余于十一月九日通过李士群与齐同志接谈后，陈（恭澍）、齐等受此影响，暂时以忍耐之态度相候。”

对此，陈恭澍评价为“不太切合他的身份”，意思是说余祥琴的话太“大”了，这话还轮不着他来说。

在回忆中，陈恭澍还说：“我等求生求死，自有主见，说真的，我是没有受到他（指余祥琴）的影响。”

在回忆中，余祥琴曾“褒扬”陈恭澍说：“陈恭澍，北平人，忠勇过人，受戴先生熏陶甚深，历来工作成绩辉煌，不特对于行动指挥富有经验，尤于情报分析，以及国际问题，均具专门学识。”

对此，陈毫不领情，一口“撅”回去：“祥琴兄文中指我：‘受戴先生熏陶甚深’，可惜的是我太不成器了，再说我是事事不如他（指戴笠），处处不像他，我们虽然干的是同样的工作，而他又是我工作上的领导人，不过，我们却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虽然我体会到祥琴兄是在夸奖我，我可愧不敢当。”

在回忆中，陈曾自称“与余祥琴兄是熟人”，但不知何故，陈似乎对余存有极强烈的敌意。在行文中，陈处处对余祥琴暗含讥讽，给人感觉，余的话好像就没有一句可信的，全是吹大牛，这种仿佛不太“厚道”的笔法，在陈的回忆中极少见。也许是有些情况我们不知道吧，毕竟陈恭澍更了解余祥琴。

——现在我们要说到《蓝衣社内幕》了。

在回忆中，陈恭澍说：

“《蓝衣杜内幕》这本书早就绝版了，书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出色、动人之处，原不值得一提。因为被李士群、傅也文这般人硬装笋头，标明是笔者所著，趁此机会加以澄清而已。其实，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慢说澄清也难，即使有些人知道那不是我写的，又当如何？求是罢了。只有一点，无妨在此作一提示，都说特务工作不择手段，所以冒名出书也就被用上了。”

陈还说：“目前，可惜我手边已经没有这本书了。一来，我并没有很经意去寻找这本书，其次是不愿意勾起许多不愉快的回忆，也不想再看到这本书。所以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写的是些什么，已记不完整，不过，印象总是深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蓝衣社内幕》，分为两个概念：一是陈被捕后不久，刊登在“七十六号”的“机关报”《国民新闻》上的连载；二是之后由“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结集出版的单行本，“著述人”当然是陈恭澍，“发行人”是《国民新闻》社社长黄敬斋。该书的初版时间是1942年4月，并于同年7月再版，看来当时的销路还着实不错。

为了看个究竟，笔者专门花高价买了一本原版的《蓝衣社内幕》（系1942年7月的再版本），因此，我们探讨的是《蓝衣社内幕》在报纸上的连载，采用的资料却来自此后出版的单行本。

《蓝衣社内幕》是作为“《国民新闻》丛书之六”出版的，在书后的广告页中还专门有宣传“提要”，说：

“蓝衣社之在中国，几已妇孺皆知，甚至声闻世界，与苏联之格伯乌同样震惊世人。本书作者以该社高级干部之身份作现身说法，真实地暴露十年来中国的秘密政治之内容，其详尽精确自非局外人所可企及，实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信史，亦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巨著。”

在《蓝衣社内幕》的再版说明中，编者做了两个解释：

第一：“当我们决定此书再版的时候，不仅由著者陈恭澍先生将内容重复详细订正，同时，更加入其新著《关于力行社的一片一段》，这是一种极好的参考数据。”

“至于其他附录，因其与本书整个体系不相配合，故决删去，这点，略与初版不同，应请读再版诸君曲予原谅。”

将《蓝衣社内幕》的连载与单行本相比较，后者多出了三个内容：

其一是“代序”，原本是《国民新闻》于1941年4月9日发出的一篇“社论”，标题为《丨炸丨弹屠杀和重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