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39)

事情发生在刘原深与陈恭澍的第二次会面之后，刘回忆说：

“是我毫不考虑地断然拒绝了陈先生的提议，虽然可能引致他的不快，却自认为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并没有什么好遗憾的；而察其当时说话的神情和语气，这个结果似乎也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刘回忆说：“不过这件事情，在我心上总是留了一个结，使我一时解不开。事后我又反复推想了很久，忽地憬然而悟，原来陈先生的计划很大也很绝。我想，他是为了逐步实现他的反间计划。先要取信于对方，才不得不这样子做，说它是‘苦肉计’或是‘安排香饵钓金鳌’都好，你必须先有了‘投名状’方才行得。”

刘原深自责说：“也许他认为我跟他相从日久，心意相通，必能构成默契与他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反间大计。想不到我这个楞头小子，硬是不能领会他的深意，而拒与合作，他一定感到很失望，笑我年轻无知，不足与谋了。”

尽管如此，刘坚持认为：“然而，就事论事，我不肯让外面的同志来自投罗网，原则上仍然是不错的。”

于是，当晚刘就写了一封“密函”，令他在狱中发展的运用人员之一郭福岭悄悄送给“内交通站”站长仇淑英。信的大意说：

“上海区大破坏，陈先生并遭逮捕。日来七十六号又大举出动，兜捕尔等甚亟，务在一网打尽也。老毕（毕高奎）的新一组、孙大成（孙若愚）的抗团，实我区仅余之孑遗，务必以最快速方法分别通知，即刻停止活动潜伏待命，如能离沪暂避，最是上策。其他未遭波及之单位及个别同志，并此办理为要！预料日内伪方又将逼我写信诱捕尔等，切切不可误信！千万当心为国珍重！”

刘原深回忆说：“人算不如天算，信送出之后的第三天，我正自以为得计，不悉什么原故，仇淑英、杨铮、富美英等一干负责交通任务的女同志，竟在一日之间先后被捕。更糟糕的是我原先写给淑英的那封密函，她宝贝似的藏在手袋里未及毁去，也被当场搜出。这么一来，我的麻烦可就大了──当然，这么来这是在事后我才获知的。”

——在文强的回忆中，写得很清楚，萧焕文和他的几个女儿，此时均已叛变，这样一来必牵连到沪一区、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及“策委会”的所有交通员，然而先期被捕的刘原深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因此写下“与虎谋皮”的一封“密函”，这可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在回忆中，刘原深还说：“‘放风’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淑英，也看到了区部交通员凌丰（女性），淑英把密函被搜去的事亲口告诉了我。她们都笑嘻嘻毫不在乎的样子，并且说她们一进来就找机会想见到我，我心上一阵刺痛，女孩子真是别具肺肠，不知道死活也。”

如前所述，凌丰也是叛徒（出卖了尚振声），当然“笑嘻嘻毫不在乎”！遭殃的只有刘原深，对此他形容为“风雨晦暝中生死只存一线”。

刘原深回忆说；“陈先生不曾再找我约谈，自然是意料中事；万里浪也未再露面，我猜他是正在考虑要如何整治我。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搜出来的那封密函，他一定会拿给陈先生看，事实摆在面前，陈先生是有口难言了。我心里有一份深深的歉疚，但愿不要为了我出了这个纰漏，而误了他尔后的大计才好。”

刘回忆说：“很快的过了一个礼拜，大约是十一月十号左右的下午两点，林焕之带着两名行动员，打开两重铁门直接闯入大牢。他满面杀气，比死人还难看，拿一对牛眼狠狠地盯了我好几秒钟，然后才叫行动员给我扣上手铐。”

刘原深说：“我心中一凛，忖道‘该来的终于来了’！我今日死而无怨，可叹我刚满二十四岁，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站，这段途程何其短，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啊！”

看当时的架势，仿佛马上就要把刘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在回忆中，刘原深说：“众难友鸦雀无声，都吓怔了。”

刘回忆说：“我已经说过多次，林焕之这条‘矮脚狗’给我的印象恶劣到了极点，也憎恨他到了极点，他每次出现，总是狐假虎威，大惊小怪，简直像个疯子一样，全然没有半点人性。偏是他负责七十六号的行动科，和我接触的机会特别多，我身为阶下囚，恨归恨，只能干瞪眼，又能奈他何呢？”

刘回忆说；“他瞥一下四周围坐的难友，吼道：‘张×，走！把你随身的东西都带着。’我说：‘还要这些东西干什么？’他又怒声道：‘叫你怎么做你就照着做，不用多问！’于是，难友们七手八脚帮我将衣物鞋袜、盥洗用具等等归束起来，拿衬衫捆成一大包，由一个行动员代为提着，我跟着他们走出大牢。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回头向众难友道别，招呼一声‘再见了！’大家都不响，我的意思是说‘来生再见了’，可也没说出口。”

刘原深说：“走到穿堂里，右侧耳房门洞中又露出骆成金的脸，他喊一声：‘张先生！’又是热泪满面。骆成金本来是条硬汉，可是每看到我的不幸就爱哭，大概这就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吧！左侧耳房门洞中是曾水生，他叫声：‘张先生！’神情惨然，再没第二句话。我想这些人不知从那里都知晓得了我的事，在等着为我‘送行’呢。”

刘原深说：“越过广场一路朝前走，林焕之迈着八字脚在前带头，通过那段夹道右转就进了‘看守所’办公室。叶‘所长’坐在那儿看报，老马戴着老花眼镜正伏案书写。林焕之吩咐道：‘把张×的衣物都找出来。’老马摘下眼镜看看林焕之，又看看我答应一声‘是’，立刻在一间小储藏室里搬出来我的箱子、包袱、牛皮纸袋，堆在我的脚下。原来这些东西都编了号，找起来很方便，管理得倒是井井有条。他又打开牛皮纸袋将我的‘亚米茄’手表、‘帕克’钢笔以及皮带等物一样样摊在桌子上让我过目验看。”

刘原深自忖必死，于是说：“不必细看了，都没有错。”

老马却越来越“啰嗦”，说：“这里还有你的存款，我来结算一下，剩余的就还给你。”

刘原深回忆说：“他摊开一本账簿，拨起算盘来。林焕之有些不耐烦，我也只好站在一边等。我在想：这不像是要‘拉出去枪毙’嘛，既没有上‘五花大绑’，又啰里八嗦替我整东西，还要结账；再说，照例凡是处决‘犯人’都有武装警卫‘弓上弦刀出鞘’地在旁监押，现在却没有。”

刘原深判断说：“那么林焕之随带两名行动员，气势汹汹，把事态弄得非常严重的样子，就是为了虚张声势唬唬人的吗？不怕说句市井俚语，我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忽然想到，莫非将我转解南市大牢，无限期的囚禁吗？那倒好，七十六号所有各式各样的铁窗风味我可就尝遍了。无论怎么说，暂时不死，总是好事。”

刘原深的判断是对的——林焕之虚张声势，做出一副要杀人的样子，就是想吓唬刘原深，纯属恶作剧，故意整人的。

刘回忆说：“结果，我果然到了南市。”

所谓“南市”，指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是汪伪政权设在南京的一处“大牢”——如前所述，军统干部徐文祺被捕以后，曾在关押在“南京宁海路廿五号伪看守所”，在回忆中，徐介绍说：

“在敌伪的时期，汪伪政权所属的特工总部，拥有两个拘押政治犯的地方，一个是当时人所熟知的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另一地方就是南京宁海路廿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