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 (734)

陈恭澍回忆说：“祁根发又来送铺盖，全新的两套，他一一摊开来，又替我们一个一个的铺上，真是周到之至。从他的服务精神看，即便是受人指使而别具用心，也不失为是个满不错的人。由于刚才老齐被带走，忍不住的就和他搭讪了几句，不为别的，只想知道老齐怎么样了。我东一句、西一句的在兜圈子，祁根发也在跟着我团团转，于是我突然问起：‘那个大高个子那里去了？’他毫不犹豫的指着前面说：‘就在大饭厅里看公事。’”

在回忆中，陈恭澍说：“祁根发所说的大饭厅，就是走进门来与大客厅正对面的那一间，实际上，就在夹壁墙的那一边。至于他口中的‘看公事’，大概是阅读文件吧？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陈恭澍接着说：“晚饭时，老齐单独一个人回来了，看他满脸瞋怒的样子，想必是受了委曲。我知道他的脾气，在这个时候问他，他会使性子不作回答，等一会儿消消气，他自己也会说的。果然，才不一会他指指隔壁告诉我说：‘那边一屋子都是我们的文件，大部份是会计部门的单据及账目。他们弄不懂的就问我，其实，有好多我也搞不清楚。’他说到这里把声音放低又说：‘我本想来个一问三不知，再一想，不对，这不但与事无补，反而会增加许多困扰。倒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搅合搅合，多少有些好处，只要我忍住内心的痛苦就成了。’”

齐庆斌继续说：“你猜怎么样，看来看去看出‘古怪’来了；在几页暂记账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即交张素贞转四弟活动费肆仟圆’，这一张小纸条如果被他们发现，岂不是牵累了一条重要工作路线吗？于是我假装纸上有折叠，要把它舒展开，捏把捏把揉成了一小团，夹在指缝里，趁他不注意，真的吃掉了。”

说着，齐庆斌“现出一丝微笑”。

在回忆中，陈恭澍解释说：“张素贞是真名，她是徐来的女秘书，徐来是唐生明的太太，过去的电影明星，唐生明也就是纸条上的那个‘四弟’，因为他排行是老四。唐生明是上级派来打入敌伪从事‘反间工作’的，他现任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目前和李士群走得很近，而张素贞、徐来他们也经常和李氏夫妻往返于苏州、上海之间。小纸条上的记载，无须追查，一看‘张素贞’这个名字，就会联想到‘四弟’是谁了。”

在回忆中，陈恭澍还“郑重地指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是一个工作人员应有的义务；如能在失职被捕后多保全一位同志，就多减轻一分损害，更可以稍稍舒解一点良心上的负荷。”

事实上，当初发生的事情，对于唐生明来说，要惊心动魄得多！

唐生明回忆说：“约在1942年（实为1941年）冬间，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所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逮捕。当时李正和我一起在苏州，忙着搞清乡工作。他得到报告，便连夜从苏州赶回上海；临走，他还叫我多负点责，没有必要不要离开苏州，要想去上海玩也等他回苏以后再走。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陈恭澍的案子会与我有关联。”

据唐说，李士群回到上海以后，从抄没的沪一区文件中，发现一份不同寻常的电报底稿：

“内容是向重庆建议，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的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法完全是得不偿失。电文中特别举出了当时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刻把这个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逐户搜捕可疑人员，使得成千居民遭到牵累；日军还杀死了几十个无辜人民来作报复，好久都不准这个区的居民出入，使居民生活遭到极大影响，因此产生了对重庆政府的埋怨和不满；希望重庆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地去搞这些意义不大的工作，以免失掉沦陷区的民心。”

唐生明说：“他们对这个电报非常重视，经仔细研究，完全不像上海区特务的口吻，因为上海区特务们当时正热衷于搞那种工作，做起来困难不多，而功劳却不小。重庆方面对这些工作也一向很重视，因为可以拿这些事来作为他们抗日的有力宣传资料，至于沦陷区人民所遭到的牵累，重庆是根本不愿管的。”

唐回忆说：“李士群认为只有我才有可能发那样的电报，因为他们早就了解我和戴笠过去是要好的朋友，这个电报非常像我的口吻。他们―方面同意我这样一个建议，因为只要不发生暗杀日军官兵的事，他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童庆能接受这个建议的话，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很不满意我与军统有往来而不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这点，是他们最忌讳的事。”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李士群突然打来长途电话，令唐立刻去上海，“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的工作暂交汪曼云负责。唐问他什么事，李说：“你来了就会明白，电话里不便多谈。”

唐回忆说：“我当时就感到一定发生了问题。”

次日一早，唐生明夫妇回到上海，来接他们的是“七十六号”的书记长傅也文。唐回忆说：

“当时我的汽车也到车站来接，我想先回家去看看，傅也文却不答应，连说：‘李先生在等着你们。’我猜到一定是上海区出了问题， 不然不会那样。我爱人看到那种情况，非常着急。我们上了汽车后，我连忙用手腕推了她几下叫她注意点。汽车一直驶入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一进李士群的办公室，就看到张素贞已被他们先找了去，李正在问她。我当时和军统许多人联系，是利用开设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小杂货店作为接头处，大都是通过张去联络。这回他们可能已经发觉她的关系了。”

唐生明说：“我内心虽急，但表面仍若无其事地和平日一样先同李开玩笑。他—见我那样，劈头就和我谈陈恭澍被捕及牵涉到我的问题，语气中很有点责怪我的意思。我再三解释，还是承认过去与戴笠是朋友，没有替他工作的那一套老话。这次李却不再相信，并叫人把陈恭澍带来和我对证。情势立刻紧张起来，我们都感到非常不安。只要陈承认我与他的关系，李就有理由扣押我们了。”

唐回忆说：“陈恭澍被带进来，我一语不发，听李盘问他。”

此时，唐生明的心情可想而知，但盘问的结果还不错，陈恭澍予以否认。

——这件事，陈恭澍做得还比较漂亮，可能他也知道，唐生明是蒋介石派来，要做大事情的，一旦将唐出卖，今后脑袋搬家是必然的！

李士群并不傻，不会因陈的否认而轻信，他对唐说：“（与军统局）有关系也不要紧，我可以负责，没有问题。只希望不要避开我，把我也当成要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先同我谈谈。”

唐一听急了，逼出一句“大实话”来：“你杀了我，我也（只）承认同戴笠是朋友！”

唐生明回忆说：“李很重视我这样一句话，因为从那个电报的口吻上也可看出只是朋友的性质。同时，我与重庆联系用的化名很多，有几个电台可以给我发电报，我很少利用陈的电台，所以别的东西也没有清查出来。李便叫把陈带走，没有再追问下去。”

按：在回忆中，唐生明还补充说：“陈（恭澍）以后投敌，担任特工总部专员，并写了一本《蓝衣社的内幕》，揭露复兴社和军统的罪行，但暗中还是与我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