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726)
写到这里，戴笠责备说：“兄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何人不能例外。’兄作此语，未免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同时抹煞我同志中若干毁家抒难、（为）国而忘家者也。况兄系弟同乡，实应体念弟之困难，更应了解弟凡念念于家庭而来有所请求者，弟实甚头痛也。”
戴笠解释说：“非弟不知人情，实公私不能兼顾。”
最后，戴笠咬文嚼字地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难至今，吾曹应先公而后私也。故对兄之请假，弟仍难以照准。知我罪我，只有听兄耳！”
落款是“弟笠手上”。
王蒲臣回忆说：“我接到回信之后，心颇感动，自觉因为母子关系，未免有些感情用事，戴将军不加苛责，反而善意相劝，实公私兼顾。捧读再三，流泪不止。”
——这封信历经千山万水，王蒲臣一直珍藏在身边，并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影印刊出。
王回忆说：“当天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跪在露天祷告。我说：‘母亲啊，忠孝不能两全，恕不幸的孩儿不能回家奔丧，请你老人家保佑孩儿能为国家多出一分报效的力量，以报亲恩。’”
王蒲臣说：“第二天，我就正式办公了。但对母亲自病至死，生未能尽晨昏定省之职，死不克行抚棺营奠之礼，不孝之罪，百身莫赎！内心感觉非常痛苦！”
此后不久，王蒲臣终于不用当秘书了，“外放”当了军统局川康区副区长，公开身份是成都行辕调查课副课长，挂少将军衔。王回忆说：
“戴将军因我有失恃之痛，情绪不安，决定为我换一工作环境，于是调派成都，担任川康区副区长之职。公开以委员长成都行辕调查课少将副课长的名义作掩护，并兼国家总动员会经济检查大队的秘书及特别委员会秘书。工作繁忙，使我暂时忘记了一切。”
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戴笠对王蒲臣的一种补偿。
还是在1941年8月5日的日记中，沈醉说：“晚饭时万里兄万分感慨的说了一句话：‘大家都有机会调动，为什么老板不会想到我们？’这话能引起我的同情，而且也是我所要说的。”
沈醉说的“万里”即毛万里，时任稽查处主任秘书。
毛万里的这句话，不知道是因为谁的升迁调动而说的，但显然很不满意——前面说过，毛万里原任军统驻上海地区“总督察”，负有继续追杀汪精卫的秘密任务。此后，毛曾短时间任浙江站站长，后被调到重庆稽查处当主任秘书，其地位，还在沈醉之下。从毛的这段经历看，“官运”明显呈下降的趋势，难怪毛会出言抱怨。
——谁能想到，没过多久，毛万里的机会就来了，戴笠成立军统局上海实验区，一下从重庆稽查处调走三个人。
所谓“上海实验区”，确实是戴笠因应陈恭澍沪一区的惨败，而做的一个“实验”，对此，军统局人事科秘密人事股股长黄康永回忆说：
“1941年8月间，军统局上海一区区长陈恭澍被日本宪兵队发现监视后叛变，将上海一区的情报行动组织揭露无遗，军统局在上海的秘密组织被一网打尽。但戴笠对上海的布置原是留了一手，除上海一区之外，另外还布置了上海二区，这两个区没有相互关系，他们在上海都称上海区。上海二区的区长姜绍谟，化名居仁，江山人，在上海汪伪人事关系里很有潜力。戴笠对二区的任务，是保持潜在力量，并不向它交代复杂的任务，陈恭澍叛变后，即由二区查明确实，军统就截断了对上海一区的一切联系。”
黄说：“但军统局不能不重新再布置上海这一线的工作，戴笠决定将上海区建立在重庆。这祥的建立组织是一种实验性质，所以称之为上海实验区。上海实验区分别在重庆建立情报组、行动组，以化整为零的办法进入上海。这些派去上海的特务，在重庆时互不相通，去上海更不许发生横的关系，都是直接向重庆联络，如果出现了问题，只是一个组受到影响，决不会牵涉到其他组的安全。上海实验区下设布置组、情报组、行动组。
上海实验区区长，即毛万里，副区长是原重庆稽查处第二科科长王一心，前面说过，毛万里和王一心分别当过军统局“上海地区总督察”和沪一区书记，均熟悉上海情况，担任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了。此外，另一位当过重庆稽查处第二科科长的宋廷均任上海实验区行动组组长。
黄康永回忆说：“上海实验区的工作办法，保密效果是良好的。如在上海建立一个组织，只有上海实验区掌握全部情况，人员、经费、电台、译电、活动都掌握在一个单位里，保密范围缩小了。戴笠对上海实验区经过试行认为满意，以后又建立了华北、华中、海外等实验区。”
各“实验区”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分了军统局人事、财务等部门的权力，黄康永说：
“1942年，人事科扩大为人事室，1943年改为人事处。名称上是提高了，但在主管的人事上却是缩小了。戴笠认为对沦陷区的工作，采用上海实验区的建组办法好，先后设立了华北实验区、海外实验区、华中实验区，由人事处将各区所派用的人员，全部拨交各区研究派遣。电讯人员也由电讯处自行管理调派，经理处的会计人员和军事处的谍报参谋人员也分别拨交经理处和军事处自行管理调派。”
军统局的人事部门，自李肖白调到特检处之后，一直由龚仙舫负责。龚的手下，有一个叫陆乃诚的年轻人，刚刚从兰训班第二期毕业。
大家应该还记得，陆乃诚是经沈兼士介绍，与宗化民、张永康等人一起从北平到兰训班受训的，曾因“馒头分配不均”问题抗议。此后，虽然伙食得到了改善，但导致食堂管理员丢了饭碗，同时还给人留下“北平来的学生骄傲”的印象。
乔家才说：“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兰训班训练完毕，马汉三要他（指陆乃诚）去绥远工作，已经获得人事科同意。可是，戴先生到兰州主持兰训班第二期毕业典礼的时候，发现陆乃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不答应马汉三把他带往绥远，要他到军统局局本部工作，当时局本部人事科长是龚仙舫，副科长是刘钦礼，他们要陆乃诚在人事科负责编写外勤各单位的历史，这是一件很有意义而比较烦难的工作，但对陆乃诚而言，则是胜任愉快。”
对此，陆乃诚本人的回忆，反而很简略，他说：“受训年余，三十年三月结业，分发重庆局本部人事科专业单位注记，科长龚仙舫、副科长刘钦礼。”
陆回忆说：“重庆到二十九年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有空袭警报，投弹轰炸，已是常事。至三十年五月更厉害。五月（六月）大隧道窒息死亡数千人，是一场大灾难。局本部于七月初把各单位在夜间迁移到郊区缫丝厂。”
前面说过，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负责人就是刘启瑞，局本部搬到缫丝厂没几天，爱才的刘启瑞就注意到了陆乃诚，并推荐他当戴笠的秘书。
陆回忆说：“局本部业务日繁，有扩大秘书室之议，各单位主管推荐考试助理秘书，刘启瑞先生荐我，过几天刘先生说：‘你考中了，可以收拾业务，向科长交代，向甲室报到。’”
陆乃诚介绍说：“甲室主任是张毅夫，秘书潘其武等六人，中间大办公桌是戴先生的座位。”
这天是1941年8月11日，军统局正准备在当天下午召开一次“欢迎沦陷区忠勇同志归来大会”，这是军统第二次召开这种大会，上一次是在1940年8月1日，欢迎“归来”的刘戈青、查绥之、李广和等人。
不料就在8月11日中午，发生了一件扫兴的事——缫丝厂遭遇轰炸，不得已将会议改到晚上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