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723)

此后，龚梦涛被戴笠看中，调他到谍参训练班工作。

前面说过，戴笠在临澧特训班专设谍参队，并请来吴玉良负责。临训班第一期毕业后，迁到黔阳续办第二期，并提升吴玉良为黔训班副主任。此后黔训班迁到息烽续办第三期，改称息训班，由胡靖安接替了吴玉良的职务，称“代主任”。

按：胡靖安是戴笠的“师傅”，地位特殊，因此在军统所有的训练班中，只有息训班的第三期，称副主任为“代主任”，这是个特例，算是戴对于胡的格外尊崇了。

吴玉良则去了重庆继续训练军事谍报人员，班址先设重庆张家花园，1941年迁重庆南岸大兴场，并成为单独的一个专业训练班——谍参训练班，此时已经办到第三期了。曾在谍参班当区队长的贺光国回忆说：

“参谋系（队）到达重庆后，名称改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驻在重庆张家花园钟南中学校址。在湖南黔阳训练班参谋系提前分配的一百余名学生算是“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的第一期学生；由吴琅率领的一百余名学生到达重庆后，与从四川成都军校16期二总队挑选来的100名学生合并在一起受训，算是‘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的第二期学生；以后各期都是从中央军校本校和各分校的各期毕业生中挑选成绩优秀的来受训，仍名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

贺光国解释说：“这是戴笠呈请蒋介石批准的，因为军统局不能把谍报参谋直接分派到全国各个军队里去任职，只有通过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名义，才能把名为‘谍报参谋’，实为军统特务派到全国各个部队去搞特务括动，搜集情报，以达到监视控制整个国民党部队的目的。”

按：在谍参班第二期学员中，有个叫张铁石的，日后做到第六十八军政训处处长，1949年在厦门战役中被俘。1975年3月，张铁石被特赦，并成为希望回台湾的十名特赦战犯之一。因台湾方面拒绝“入境”，1975年6月4日，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饭店自杀身亡。

龚梦涛只做了一期副主任就走了，贺光国说：“第三期副主任龚梦涛，湖南长沙县人，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军令部二厅第六处处长。”

龚梦涛与劳建白不仅是军校六期的同学，还是湖南长沙县的同乡，两人是好朋友。龚到了军令部二厅第六处之后，打算调劳到他处里当个科长，虽然军衔依然是上校，但比当“学生头儿”舒服多了，劳建白当然愿意。于是，龚梦涛私下找军统局人事科长龚仙舫商量，打算“借调”劳建白。

劳回忆说：“梦陶兄和仙舫兄商量借调，仙舫兄并没有反对。两项工作都是上校阶级，军令部科长的待遇，却比较优厚一些。战时生活困难，仙舫兄应该帮忙我，可是梦陶兄几次催他下命令，他总是说不必太急，等办手续。”

最终的结果，令劳建白非常失望，他回忆说：“最后仙舫兄告诉梦陶兄：‘劳建白调军令部，调不成了。老板（同志们背后称呼戴先生）亲自决定，要他担任高级班的队长。’”

劳建白回忆说：“等待了好久，骤然听到这个消息，真如冷水浇头，大失所望。我的湖南人牛脾气大发，去找龚仙舫兄，责备他不守信用。既已答应借调，为什么中途变卦。仙舫兄委婉劝说，软硬兼施，我又软硬不吃。最后他大灌迷汤，他说：‘只要有你在训练班，老板就放心了。’”

劳听了，激愤之下大放厥词：“如果劳建白死了，难道戴先生就不办训练了吗？”

劳回忆当时的心情说：“这一场谈话，当然毫无结果，不欢而散。我在牛脾气发作之下，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也不顾虑，决定要坐禁闭，绝不担任高级班的队长。高级班开学的那一天，我没有到场。”

劳建白没有想到的是，没有他，戴笠的训练班还真就是不办了。劳回忆说：

“队长的职务非常重要，戴先生看不见我，频频询问：‘怎么劳建白同志没有来？’没有人敢答话，还是胡国振兄说我生病。才搪塞过去。”

劳建白说：“戴先生亲自决定的人选，谁也不能变动。负训练责任的郑锡麟兄和负人事责任的龚仙舫兄，为了我不到差，真是为难极了。他们找我，我不理，劝说我也不听。连好好先生刘老老也着急了，刘老老就是刘启瑞先生，他是重庆训练班的副主任，原来我的顶头上司，也来劝我，我还是不理。”

这一下事情搞僵了，劳建白说：“戴先生再精明不过，任何事情，休想瞒着他。我正在宿舍里收拾好换洗的衣服、毛巾、牙刷等日常用品，等候特务队派人来迎接我去坐禁闭。在军统局不服从命令，是要受严厉处罚的。”

这时，令劳建白“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戴笠没有来硬的，而是亲自到宿舍来看他。劳回忆说：

“他（指戴笠）的态度自然轻松，表情非常和蔼，好像真是特意来探病的。说也奇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我看到戴先生的时候，满肚子的怒气，一下子烟消云散，反而觉得很难为情。”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许多年以后，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劳建白说：

“为了自己的小小问题，要耽误戴先生许多时间，跑来看自己一趟。戴先生的时间多么宝贵，许多问题在等着他来解决，后悔不该闹这一别扭。”

在“高级班”的学员中，就有劳建白的“后任”李甲孚。

李回忆说：“一九四一年秋天，戴笠为了提升干部素质，特地在重庆缫丝场开办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训练期间三个月，班的负责人是胡国振（胡是军校四期毕业，来台后，蒋经国主持石牌训练班时，曾用他为石牌班副主任，主任由蒋自兼）。我遂摆脱外勤所长职位，专心在班受训。”

李甲孚说：“三个月结训后，我在五十位学员中，又以第二名毕业，尽人皆知的故监察委员陈达元就跟我同期。”

李甲孚为什么要加一个“又”字呢？这是因为，他在报考临澧特训班的“覆试”中，就是第二名，当时的第一名叫做胥蜀呜，此时也在重庆稽查处工作。

胥蜀呜，1902年生，四川南充人。时任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所长。

沈醉到稽查处上任不久，就借着“校阅缉私部队”的机会，到重庆附近几个县稽查所，去“视察”了一次。

在1941年7月1日的日记中，沈醉说：“搏云来处，彼将于三日由渝出发点验缉私部队。因老板此次派员时系以身材高为标准，余等皆有被选之资格。盖余亦奉令于明日早上随总部校阅委员会出发涪陵，并便道往邻水垫江等地视察，因该处等自成立迄今均未派人前往也。”

按：当时戴笠的财政部缉私署正准备整编各种各样的所谓“缉私部队”，因此派人到各地了解实际情况。戴笠好面子，因此特地要求派出去的人以“身材高为标准”，以显示他的“局威”。

“校阅”和视察的第一站就是涪陵，在7月2日的日记中，沈醉评价说：“蜀呜对涪陵所之工作颇能胜任愉快。”

在7月3日的日记中，沈醉说：“校阅完毕，特转往稽查所，一切都还能差强人意。胥毕竟年青人，其爱好之心无处不表露于言行。一个人有热忱总是有办法的。一班老油子便看穿了这西洋镜，处处便满不在乎。”

按：胥蜀呜是沈醉在临训班的学生，从日记中能够看出他对胥的欣赏。

7月4日，沈醉离开涪陵，临行，他召集涪陵稽查所全体人员训话，“勉以其保持过去光荣，并注意为团体培植人材”。

离开涪陵，沈醉又去视察了酆都、长寿、垫江等几个稽查所，7月12日到达邻水，这也是沈醉此番视察的最后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