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708)

4月1日下午，继续开会，在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一班人不能完全满意旳是领袖没有来。贺耀祖先生的湖南话更使一班人不能十分了解。”

当天的大会，增加了一个“献剑礼”的议程，即由郑介民代表军统局全体“同志”，向戴笠敬献了一柄宝剑，以示敬意。为表答谢，戴笠再一次发表了近两个小时的“精神”讲话。

下午演讲的主题是“团体即是革命家庭”，在开场白中，在戴笠首先对“献剑礼”表示感谢：

“今天是我们的工作九周年纪念日。刚才蒙全体同志以宝剑相赠，本人至不敢当！但有一点，古人用剑有‘上马杀贼下马擒王’的意思，而当前革命环境所急需要的，也就是‘杀贼’，杀贼尤其需要‘擒王’。本着这个意义，本人站在工作负责人的立场，毅然代表我全体同志来接受，表示与我全体同志共同勉励，共同努力。”

戴笠说：“个人在公谊私情下感激惭愧之余，今天要把我们工作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前途，向到会的兄弟姊妹们作一报告。”

在回顾“团体”历史之前，戴笠首先给自己长期以来的副手郑介民戴了一顶“高帽”，戴说：

“我们的工作开始于民国二十一年，这是各位都知道的。但如何会有今天？首先便不能不感激刚才代表全体同志献剑的郑介民同志。介民同志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一日起到现在，始终是爱护帮助，九年来如一日，真是难能可贵！我常常对许多爱护我们工作的朋友说，我们的工作要不是介民同志帮忙，一定没有今天。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从本党革命的历史，从中国政治的现状，深深体念出未的。”

说到这里，戴笠强调指出：“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九年历史的造成是容易的事；而应当加倍的爱惜，珍重与继续努力。”

在谈到特务处的成立时，戴笠说：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逞其凶焰，占我东北，领袖这时深深觉得我们革命的**有渐趋没落的危险，非加强新的力量不可，于是便有民族复兴运动的产生。我们就是这个运动当中的一部门；亦即是大家都知道的特务处。最初负责的并不是我，我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工作同志而已！”

戴笠回忆说：“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在杭州忽然接到领袖的电报，要我马上回京，二十六日晚上领袖在中山陵园召见，说团体特务处要我负责，征求我的意见。因为领袖对民族复兴运动所抱的希望很大，所以对后进同志的期望也就很切。我当时报告领袖，说这件事我不能做，因为团体里的人都是我的老大哥，以我这样的后辈来负责这样大的责任，决计做不好。领袖考虑了一下，最后说：‘还是你做好！只要有决心就行，其他不必顾虑！’”

戴笠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能再辞，只有说：‘是的！报告校长，你是我的校长，我是你的学生，你是我的领柚，我是你的部下，一个革命团体的细胞，当然是绝对听命组织，听命领袖；既然校长命令我做，我只有尽自己的能力来做！’”

戴笠说：“领袖叫我找帮手，我便选择了两位同志：一位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郑介民同志， 一位是××同志，×同志今天没有到会。当时我的决心是这样的，一只手接受命令， 一只手提着头颅。就是说做得好给敌人杀，做不好给领袖杀！各位！什么叫‘光荣历史’？什么叫‘清白家风’？这就是我们的起源和开端！”

按：戴笠所说的“××同志”当指邱开基，此时邱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团体”。

以上就是戴笠所说的“团体”的起源，这段历史，由他讲出来，恐怕是最权威的了。

接着，戴笠开始讲“团体的精神”：

“记得我们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日以前，只有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半人；就是贾××和毛××。又当年贾同志跟我当勤务，有一次，同我住在一块的某师长对贾××说：‘戴这个人脾气这样坏，你为何不走？跟他这样的人做什么？’各位想想，贾同志怎么回答这位师长？贾同志说：‘戴先生的脾气虽然不大好，时常骂人，但他的心很好！’结果还是矢志不二。”

按：“贾××”是戴笠的副官贾金南；“毛××”有可能是戴笠的内弟毛宗亮；“某师长”则肯定是戴笠的好友胡宗南。

讲到这里，戴笠说：“不过，贾同志跟我可吃亏了啦！因为人家的勤务兵今天多有飞黄腾达，大吃大喝，乘小汽车兜风；而我们的贾同志到今天还不过是××科一个科员，走起路来没有人家威风，外面人的最多不过叫他一声贾副官。但是，同志们！这一种苦干苦守的精神，实在可为全体同志的模范，值得我们的敬佩！而且这种精神，的的确确是本局特有的光荣！”

由此引申，戴笠接下来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各位要知道，我们这个团体决不是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吉士搭坡’的特工方式来统制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中国人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领袖讲‘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做出发点，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唯其如此，所以能使主义与道义的结合凝为一体，愈久愈坚，谁——不论是日本人、汪精卫、×××——都没有办法来破坏我们！”

按：戴笠所说的“格伯乌”后通称“格别乌”、即苏联“克格勃”；“吉士搭坡”后通称“盖世太保”。

以上戴笠所说的“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是特务处成立以后，一直追求的“掌握团体、运用组织”的出发点，到此次“四一大会”归纳成这样的四句话，成为军统局最核心的理念之一。

接着，戴笠再一次鼓吹他的“无名英雄”论：

“回忆民国十六年七、八月的时候，我是在×××部底下做事情，但究竟做的什么事？没有几个人知道！有没有名义？没有！有没有薪饷？也没有！当时如果有人到×××部去会我，就怕连名字都找不到！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重要的是做事，而不是求名。‘榜上有名’不一定是好事：反之，‘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正宜引以为戒！我们要做无名英雄，无名英雄有无名英雄的眼光，无名共雄有无名英雄的志气！”

戴笠说：“领袖当时为什么叫我负特务处这个责任呢？就是因为我从民国十六年任事以来，没有名义也干，没有钱也干，绝没有在外面招摇。这里我可以附带告诉大家同志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我做军事调查工作，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胡总司令宗南先生一向和我要好。可是站在公的立场，你好我还是报你好，你坏我还是报你坏。这种态度，信守至今，丝毫未变。”

戴笠强调说：“自从追随领袖以来，我自己所可自信的，就是不招摇，不偷懒，不自欺，不欺人。到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许多人却对我们艳羡不罝呢！实在说来，我们并没有旁的法宝；有之，亦即是上面这几句话！过去所凭借的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