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688)
至此会晤结束，二人皆大欢喜，余祥琴回忆说：
“其时已是第二天（九月一日）深夜二点半，戴先生摇电话问总务处：‘余同志明天走的手续办好没有？’约三四分钟后，回电报告已经办妥了。戴先生当即告余：‘明天你可以回港，飞机起飞时间是下午一点，我很抱歉没有时间送你，只能请李处长代表。’余向戴先生告辞，他紧握余手曰：‘余同志,希望你工作顺利！’”
对此，余答说：“此次承戴先生器重，我非常荣幸，我终不使戴先生失望。”
余祥琴回忆说：“由渝返港后，杜先生及王新衡同志于九月三日下午同至半岛酒店见访，约定今后与香港杜先生及与杜先生上海代表之秘密联系方式，并三人共商为使余抵沪后工作顺利推进起见，由杜先生故意在其左右散布空气，谓余竟不愿接受杜先生相留在港之好意，非常可惜云云。俾传播至沪，使与余相稔者有所误解，而敌伪方面对余不疑为亲重庆分子。”
余回忆说：“九月十一日由港乘轮返沪，并随带芮庆荣之徒阿龙作余对外之临时交通，因阿龙对余在沪一切关系均无所知。九月十五日抵沪后一星期内，依照与戴先生所约定者，以慎密方式辗转与上海区书记吴维扬同志取得联系后，余在霞飞公寓向白俄分租一室，专充联络处所。”
上文中，余祥琴提到的“上海区书记吴维扬同志”，即沪一区书记齐庆斌。在回忆中，陈恭澍证实说：
“这是民国三十年九月下旬的事。当时，笔者的职务是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齐庆斌是上海区书记。的确曾奉指示指派齐庆斌同志代表上海区以武维扬（记得不是吴维扬）的化名与余祥琴兄作工作之联系。”
——余祥琴是1941年6月离开上海、经香港赴重庆的，到此时已经是9月下旬，三个月多月当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李士群已完全扭转了在汪伪政权内斗中的颓势，余回忆说：
“自戴先生拟利用李逆士群之策略起，至余返沪为止，为时虽仅三月，而李逆已由受倾轧最烈之恶劣环境，一变为局面开朗，大权在握。盖李逆已获汪逆更强有力之支持，除接任伪江苏省主席外，并得伪特工总部扩大为伪调查统计部。由李逆任部长。虽周逆佛海、丁逆默邨仍对其倾轧不已，亦无效果。李在伪组织内之政治环境，稳定多多。”
余回忆说：“余先以电话与吴世宝联络，据告李逆常驻苏州，每届周末返沪，抵沪当电话相告云云，九月二十一日黄昏，吴世宝之妻来电通知，余即至愚园路李逆私宅，在李之寝室与其密谈。
在回忆中，余祥琴说他当时是这样说服李士群的：
“士群兄，我现在要与你检讨检讨当前局势，我非常诚恳，并且会保守秘密，尤其关于你的前途，我希望你在抗战史上留着辉煌的一页。我此次名义上去香港，实际应戴雨农先生之邀请秘密飞往重庆。在逗留三天中，经过两个深夜畅谈，他完全知道你目前的处境。他也知道我与你有深切的友谊，因你对刘戈青的种种表示，确感动了戴先生。戴先生说：‘要把握抗战胜利，收复失地，必先铲除伪组织。’他特地要我暗中与你取得联系，不管你对我敌视也好，扣押枪毙也好，我决无怨言。”
听到这里，李士群答说：“如你不参与行动工作，我可负责你的安全。”
余接着说：“戴先生要我转告你，如能接受他的要求达成任务，不但既往不究，且代向蒋委员长保证给你更好的地位同优厚的奖励。”
李问：“要我达成什么任务？”
余“轻轻”地说：“要你杀了汪精卫，立刻光荣的回重庆。”
对此，李经“仔细思索”后说：“祥琴兄，目前除杀汪一事外，我都可答允。因为汪对我的爱护与支持，在道义上我不能下手。为配合以后局势的发展，我愿诚意与戴先生合作。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戴先生，并请戴先生给我一封亲笔信。”
最后，双方约定下周李士群“至沪时再访”。
临行，李“郑重”嘱咐：“今天的事千万不能给大块头（指吴世宝）知道。”
余祥琴回忆说：“归后即将晤谈详情由吴维扬同志以亲译电文转报戴先生。一周后李逆抵沪，余应其电邀再至其寓相晤。当时以戴先生覆电尚未到达，据谓戴先生其时适不在渝。李邀余双十节后至苏小住，俾多了解彼之情况。余辞出后再将经过情形由吴维扬同志转报戴先生。”
余祥琴与李士群的这两次“会晤”和余所叙述的彼此对话，因李早死多年，且当回忆发表时，余本人亦已作古，确是百分之一万的“死无对证”——连个“对质”的机会都不给，也难怪别人不服。
陈恭澍就表示了疑问，在回忆中，陈肯定了沪一区曾为余祥琴代发电报一事，但亦仅此而已。陈说：
“在我的记忆中，上海区是为余祥琴兄过电报，是由祥琴兄口述、庆斌兄拟稿，最后由我阅后批‘代发’。不过，稿子的内容没有祥琴兄与李士群对话的那么冗长，也没有说的那么露骨。更没有李士群所说的‘我愿诚意与戴先生合作’那句话。”
就在这个当口，沪一区出问题了，而且是大问题——
余祥琴回忆说：“余原与吴维扬同志约定每隔日之下午四时左右在霞飞公寓二一九号叙会（如需紧急会晤时，可拨三字头某号电话觅三少爷，即吾同志之别名），不意十月九日及十一日吴同志连续爽约，极感惊诧，乃试拨该三字头电话，对方告以‘三少爷家人都已病了’，始悉吴同志等必遭不测。”
对此，陈恭澍说：“《追记》中说：上海区失事的日期是三十年十月九日。不对，是三十年十月三十日。”
事实上，他们二人说得都不完全对。沪一区的“失事”，有一个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过程，因此并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很难笼统地说是哪一天。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时间点的话，只能说——当沪一区本身意识到情况不对头的时候——按王绍谦所说，是1941年10月28日早晨。
此时，距王绍谦重返上海，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准备与人事“助书”桂涤非的交接。王回忆说：
“与尚振声的联络工作安排好后，我仍每天上午到区部去和桂涤非共同处理日常工作（如无特殊情况，陈齐二人下午不办公）。经过近二十天熟悉情况，我大致了解到军统上海第一区（称沪一区。另有一个1939年秋成立的第二区，由姜绍谟负责）的机构、组织和相互间的联络办法。”
事实上，王原本就是沪一区的“助书”，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变化并不大，因此王很快就熟悉了基本人员情况。
在回忆中，王绍谦谈到：“（沪一区）会计负责人陈贤荣，化名李根发（以后都用李根发的名字，他和张作兴二人都是麻皮面孔），会计员蒋志云（女），孙国昌。另有中央会计郑肇武，负责沦陷区各站、组的经费。”
王绍谦特别说：“只有会计负责人李根发和区长陈恭澍，对本区几处主要部门的地址都知道，接头处由陈区长亲自掌握，中央会计的住址，只有李根发知道。”
换句话说——李根发了解的情况，不比陈恭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