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666)

1941年，唐生明与袁殊，这两条各不相干的军统“工作路线”，几乎同时参与了汪伪的“清乡”。

说起八年抗战，在当年的各种回忆录、以及此后的大量文艺作品中，有两个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两个词都是日军的军事举措，一个是“扫荡”，主要在华北；另一个就是“清乡”，专指江南，尤其是苏浙皖三省，其中又以苏南为最。其实两个军事举措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强化治安”。

谈到“清乡”，各种资料多如牛毛，但讲得最清楚的，要说是汪曼云，他的这篇回忆题为《千里哀鸿说“清乡”》。

按：马啸天、汪曼云曾合写过一篇《捉放吴开先》，令吴开先大为恼火。但据吴说，汪“无此笔墨”，意思是说汪曼云写不出这么好的文章。由此判断，汪的这篇《千里哀鸿说“清乡”》恐怕也是有人“捉刀”的，一如署名为唐生明的《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由沈醉代笔。

谈到“清乡”的缘由，汪曼云说：

“自汪精卫沐猴而冠‘还都南京’，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傀儡政权，形式上虽业已统一，但实际上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些地方伪政权同南京汪伪政权依然貌合神离。特别是北平临时政府名义上虽已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可是它和汪伪政府分庭抗礼，各自为政。所以汪记伪府，当时所能管辖的区域，仅系原属南京维新政府的不完整的苏浙皖三省和沪宁两市而已。辖区既这么小，而原属维新政府的地方组织与人事，还要汪伪国民政府继承下去，不得变更与调动。因之，汪伪政府只好关了南京城门做它的小朝廷。汪伪的政令不能出南京一步，这与1939年汪精卫未到南京前在上海组织弄堂政府时的情况，可说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好不了多少。”

汪曼云说；“再者，苏浙皖三省的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在***的领导下，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在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有力地牵制敌军的深入，阻遏了沦陷地区的扩展；从而使日军在沦陷区的军事占领，仅及大、中城镇与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上的点与线，不能扩展到面；因之也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与以战养战的战略决策，使它在战争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同时，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也因日军的军事占领情况未能渗入到农村，以巩固日军的军事占领。”

“清乡”就是这样产生的，汪曼云说：

“上述情况表明，汪伪政府不但不能适应日本的需要，且由于它的统治不能深入到下层，赋税无着，政费难筹，反而使日寇多了一重负担。这是日寇意料之外的。于是在1941年初，汪伪傀儡政权的导演者、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向汪精卫提出清乡计划，并要他考虑主持清乡的人选。汪是日宼豢养的大汉奸，对于主子的旨意，自然是唯命是从，全部接受。”

关于“清乡”的组织机构，因汪曼云就是“清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所以他知道得很清楚：

“日军方面为贯彻上述意图，要汪精卫以伪行政院长与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双重身份来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这一伪职。另以伪立法院长兼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与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委员有陈群、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李圣五、罗君强、杨揆一、鲍文樾、任援道等十多人，都是伪行政院的部长和伪军的将领。”

上述人员都是挂名，需要有一个“座办”，去干具体工作。这个角色，汪精卫本打算交给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

罗是个“官迷”，权力欲望很强。其时，罗任伪行政院“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很显然，汪伪政权并无“边疆”事务需要处理，一天到晚鬼都不上门一个，正在闲得发慌，听说要他去搞“清乡”，罗当然很高兴，准备了全套“清乡督办公署”的组织条例与计划等等，连助手都选好了。

孰料，日本人却另有想法——汪曼云回忆说：“这清乡计划出自日本，要怎么办，由谁去办，作为傀儡的汪是做不了主的。所以汪精卫提出自己心目中的罗君强后，就给影佐打了回票，同时，影佐把他们预定的人选名单，从军装口袋里掏出来，交给汪精卫，要他发表。这个日军看中的人选，就是李士群。”

——抗战前，李士群在“中统”当中，实在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投靠日伪之后，李士群扶摇直上，直至气焰熏天，这当中，有两件事对李至关重要：其一，挤走丁默邨，独霸“七十六号”，使李士群当上了伪行政院的“警政部”部长，成为“部会首长”；其二，就是此番担任“清乡”的实际工作，为他日后取代高冠吾，成为伪江苏省“省长”创造了条件。

汪曼云说：“他（指李士群）除以伪警政部长的身份得为伪清乡委员会委员外，并兼任该会的秘书长。而秘书长却是清乡这项罪恶活动的实际负责者。”

李士群上任以后，即开始“搭班子”，首先，他选了汪曼云（时任伪行政院“农矿部”政务次长）给自己当副手，接着，又找了两位好友来帮忙。

李的这两位好友，一文一武。“文”的一位，就是袁殊。

此时，袁殊已经从“兴建”运动中超脱出来了——最初，“兴建”运动本打算作为一个“党派”参与到汪精卫的“组府”当中去，结果遇到汪等的激烈反对，周佛海甚至扬言：“假如日本在汪政权下要扶掖一些背景复杂的人另树一帜，公开活动的话，汪政权即停止组织。”

经过日方的“协调”，1040年6月，汪伪政府发表袁殊为“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当年7月，经岩井英一、袁殊等与汪伪方面“协商”，由伪行政院每月提供八万元“文化事业经费”，以此作为“兴建”运动不再以“党派”名义存在的交换条件。同时，袁殊成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此后又成为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袁龙说：“岩井促成汪伪政府委派袁担任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则袁本是报人出身，在上海新闻界有一定影响；二则因此袁就可列席汪伪政府的最高会议了。袁殊实际没有管伪中宣部的事，他只是每两周参加一次汪伪最高会议，从而对汪伪政权的大动向了解得很清楚，他把这方面的情况既告岩井也汇报给潘汉年。”

袁殊与李士群，早在抗战前就认识，此后双方先后进入汪伪政权，彼此越走越近，成了“朋友”。到李执掌“清乡”的实际责任，他觉得必须请袁殊出来帮他做点事了。

袁殊回忆说：“l941年3月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同志到上海百老汇饭店（现为上海大厦）我的房间里来秘密相见。这时我刚收到李士群的一个电报，电文大意是：‘奉主席（指汉奸汪精卫）谕，委兄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我知道这意味着敌人的清乡就要开始了，便立即告诉了潘。潘即指示我打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