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619)

这个人，就是26岁的沈醉上校。

沈醉怎么会跑到便衣混城队来当教官，这事说来话长——

1938年11月，临澧特训班教官沈醉调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这是由是他的好友、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推荐的。

严格来讲，与杜月笙一样，唐生明也不是军统干部，可也差不了多少。

唐生明，1906年生，湖南东安人，军校四期毕业。

说起东安唐家，那可不是一般人，唐生明的祖父唐本有，当年是曾国藩“湘军”的一员猛将，以军功实授广西提督；唐生明的父亲唐承绪亦官亦商，挣下好大一份家业；唐生明的大哥唐生智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样一个家庭出身，比之奉天某公子，亦不遑多让。

唐生明曾受业于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其时，***正在一师附小当“主事”，因此，唐也可以算是毛的学生。

1924春，唐生明入湖南省陆军讲武堂，同年秋入湘军，在第三师师部任上尉参谋。

1926年3月，唐生智就任湖南省代省长，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从湖南挑选了一批优秀青年，保送到黄埔学习，这当中，就包括他的四弟唐生明；此外，还有湘军谢国光部的一个译电员，叫做周伟龙。

1926年10月，唐生明随北伐军攻克武汉，此时恰好军校四期学员毕业，唐被分发到第四集团军任学生队副总队长，后改任警卫二团团长。唐曾向沈醉谈起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沈回忆说：

“多年前，他大哥（指唐生智）当第八军军长，他当团长时，才廿多岁，驻军在常德。他大哥对他管教很严，为了不让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睡的床拦在房门口，让他睡在里面，免得他跑出去。而这位风流惯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从哥哥的床铺底下爬了出去，等天快亮时，又从床底下爬了回来。”

此后天下大乱，接着唐生智反蒋，但唐生明却很“兜得转”——作为唐生智的弟弟，他曾经代理过第八军军长；作为***的学生，他曾经给秋收起义的部队送去过军火；作为蒋介石的学生，他曾经被保送到陆军大学“深造”，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总之他永远不吃亏。用唐自己的话说：

“我在旧社会中，待人处世总是随遇而安，以少得罪人为妙，凡事总留有余地，不肯过火。因此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也每每成为各方面利用的对象。甚至一些反蒋组织中，我都有不少朋友， 他们有些活动，对我也不完全避讳。”

许多年以后，唐生明评价自己说：“过去我对别人反蒋，从不采取反对态度。我内心深处则认为反蒋愈厉害，我大哥唐生智的地位将在反蒋矛盾中更加有利。当然，这对我会更有好处。因此，我什么团体都不愿参加，除了依靠过我大哥外，我一向在耍光杆，可说没有什么根基。直到现在跟了***和毛主席，才使我从新生了根，有了依靠。我决心一辈子跟着党和毛主席！”

戴笠与唐生明也是朋友，并且“铁哥们”，唐说：

“过去我结识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要对我在吃喝玩乐上有需要，我均推心置腹。譬如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便是我许多朋友中最要好的一个。我和他相识近二十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但我始终不愿参加军统组织去当他的部下，只是在他工作上有需要用到我的时候，我总是很热心去帮助他。当然，我也经常利用他那种种罪恶的特权来满足我生活上的享受和方便。”

唐还说：“我是被过去朋友们认为所谓‘大而化之’的人，言行一向疏于检点，因此很需要认识像戴笠这样一类‘朋友’，可以减去不少麻烦，别人最讨厌特务向蒋介石打小报告，我在这方面却可以少担些心。”

通过戴笠的介绍，唐生明认识了当时还是个小角色的沈醉。沈说：

“我与唐生明相识五十多年，做过他的朋友，部下，同事。我对他的情况，了解虽不全面，但在与他相识后的五十多年中的一些活动，还是知道一点。”

沈醉回忆说：“1934 年间，我在上海担任军统局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兼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有天军统头子戴笠打电话要我去他在上海的枫林桥寓所吃午饭时，给我介绍认识了唐生明。”

当时戴叮嘱沈说：“以后唐在上海有什么小麻烦事找你时，一定要尽全力去办。”

戴还补充说：“不会有什么大事找你，大事他会找杜月笙，只有时遇到一些小事时才会找你的。”

沈回忆说：“他（指唐生明）给我的印象是很大方、随便。他与戴笠边吃饭边谈的话，都是些吃、喝、玩、乐的事，没有一句话是涉及到国家大事与时局的。”

分手时，唐邀沈当晚到“扬子舞厅”去玩，戴一听，马上代沈拒绝说：“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他平时不会上舞厅去玩的。”

此后，唐生明找沈醉解决的，果然都是些小事。沈举例说：

“记得最清楚的，是有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一位修指甲的女的，给他修完指甲后，他顺手在她脸上掐了一下，没想到那个女的不依不饶，说他有意调戏她，全理发店的人都围过来责备他，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要他拿出五百元来赔偿女的名誉损失。他答应了，说打电话让人送钱来。他们同意把他扣在一间理发员休息的小房内，等人送钱来。”

沈醉说：“接到他让我马上带五百元去赎人的电话时，我知道是有人在敲诈他，他决不会缺钱用，因他身上带有支票随时可以取钱。我便带了两个组员，开了一部装有回声喇叭的小警车，直奔他约定我去的地方，在快到达理发店时，我把回声喇叭叫了两声，才把车停在理发店门口。当时警车没有装现在用的闪光红灯，而是用回声很刺耳的叫声表示是警备车，因为那种声音是说明有紧急事件，所以全理发店和附近的商店人员都出来看。”

沈回忆说：“我带的两个组员又把上衣搁在手上，腰上露出一边一支手枪和手铐。当时，租界上的探警要领国民党上海市公丨安丨局发的枪照才能佩带手枪入华界，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丨安丨局的警探也要领取英、法租界巡捕房发的枪照才能佩枪入租界，理发店的人一看到我和组员见到唐生明马上脱帽行礼时，都惊呆了。我故意问唐：钱带来了，作什么用？他把手一指，叫我问一个自认是理发店老板的人。那人一看这种势头，哪还敢要什么钱，连连鞠躬说：‘误会！误会！’他才高高兴兴和我们一道走了。”

唐生明好交朋友，沈醉又十分能干，因此尽管二人地位悬殊，岁数也差不少（唐比沈大八岁），却成了好友。

抗战爆发以后，因唐生智的关系，唐生明被安排在长沙警备司令部，任副司令、代理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