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96)
搞掂了杨虎，戴笠可以放手去做了，唐新回忆说：
“戴氏在受命之后，似已胸有成竹。他第一步是在重庆、西安、与湖南衡山，设立规模颇大之查缉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查干班）命令军统局各单位，迅将无工作作用与应行撤退人员，经过甄别后，一律保送查干部受训。并在时间上，力求与各省缉私处布建计划相配合。各省分支机构所需工作人员，由三个训练班源源供给，人员问题，因而顺利解决。”
对此，军统局人事处干部刘非回忆说：“1941年蒋介石决定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缉私处，并在各省设分处，派任戴笠为处长（1942年扩大为署，各省分处改为处），主管对走私的查缉工作。军统利用这个机会同时在重庆、衡山和西安开办了三个财政部查缉干部训练班，每个班都办了两期，每期各约三百人。多数从军统各特警班受训学生中调来，毕业后派到各地查缉所担任查缉员，也有少数派在军统其他部门工作。重庆班的负责人第一期为陶一珊，第二期为余克剑。衡山查缉干部训练班设湖南衡山，负责人胡靖安，其他情况如上述。西安査缉干部训练班设陕西西安，负责人乐干，其他情况与重庆、衡山两个查干班相同。”
余克剑，1907年生，湖南长沙人，军校六期毕业。
余虽然是六期生，但他是在南京“中央军校”入学的，因此他并不是戴笠的同学。
此后，戴笠即以上述三个“查干班”毕业的学员为基础，着手在各地成立缉私分处。军统人事处干部黄康永回忆说：
“上述三个班的学生，都是从军统局各外勤秘密单位抽出来的。军统秘密单位有一些人已暴露身份，不能再继续长期活动下去，戴笠就命令分批抽调百分之四十送入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训练。这三班的毕业生，都由军统局人事处和缉私署人事室主任万铁良分配工作，分配在各省缉私处担任查缉所所长、分所长以及各级查缉员。”
各省缉私处下的查缉所，黄康永以广西举例说：
“广西缉私处处长杨继荣，分布的查缉所有：柳州查缉所，所长钟可庄；桂林查缉所，所长谢代生；百色查缉所，所长王力；龙州查缉所，所长罗东藩；梧州查缉所，所长陈达人；玉林查缉所，所长卓文治；南宁查缉所，所长陈寿筠；靖西查缉所，所长凌炎南。”
据黄回忆，各省缉私处的处长，先后主要有：
“四川缉私处，处长何龙庆、廖公劭；湖北缉私处，处长朱若愚；湖南缉私处，处长李人士；广西缉私处，处长杨继荣；云南缉私处，处长李厚如；绥远缉私处，处长马汉三；江西缉私处，处长娄兆蠡、杨遇春；浙江缉私处，处长郭履洲、赵世瑞；甘肃缉私处，处长刘鸿烈；安徵缉私处，处长翁一揆；宁夏缉私处，处长王孔安；福建缉私处，处长金润生；西康缉私办事处，处长罗国熙；河南缉私处，处长刘艺舟；陕西缉私处，处长乔家才；广东缉私处，处长谢镇南。”
对此，费云文评价说：“各省区的缉私处的处长以下高级干部，大都由戴先生就军统局中长于军事的优秀人员出任，基层工作干部，大都接受查训班的训练；加以戴先生个人的谆谆策勉，和‘军统精神’的灌注发挥。所以能在各地打开局面，不受人情困扰，不怕地方压力，不虑武力威胁；真正而切实的做事，而有了很好的绩效。”
此外，借着缉私署的成立，戴笠又拉起了一支武装部队。唐新说：
“继训练工作之后，是整训并布建武装税警。其时，财政部所属税警，号称数团，散处各地，素质颇差。要一一彻底训练，则缓不济急。他想出一个兼顾办法，先就风纪较好税警，编组为两个教导团，与一个补充团，再于特警班与查干班挑选若干学员，派往各团充任基层干部，一面服务，一面训练，其余则集中整训。没有税警地方，则协调交通警备部与地方治安机关，予以援助。由于布建较有步骤，行动亦很迅速，所以只有半年以上时间，已能全面展开工作。一年以后，训练人员日多，税警亦逐渐扩编至七个团，及四个独立营，布建乃更加周密。”
当时戴笠一共建立了四个缉私总团、四个教导团，四个补充团，约两万余人枪。其中，驻广东韶关的第四缉私总团实力最强，位置也最重要，其团长是汤毅生。
汤毅生，1905年生，广东五华人，军校五期毕业。
与他的军校一期学长张君嵩一样，汤毅生也是十九路军出身，“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汤是营长。1933年11月，汤参加了“闽变”，任团长，蔡廷锴曾回忆说：
“当时黄埔生在军中任团长以上的有范汉杰、张君嵩、吴康南、汤毅生、云昌材、廖子明、刘世炎、梁为焯等人，团长以下的军官二百余人。”
“闽变”平息之后，汤毅生进入特务处，一直在广东工作做缉私工作。
——广东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在戴笠控制财政部缉私署之前，广东的缉私部门就一直控制在戴笠手中，唐新曾说：
“缉私业务，和戴氏，亦早有渊源。早期配属于禁厘机关之缉私单位，自二十四年起，就是由他领导。这一单位，遍布于长江各口岸，远至西南，在缉私方面，颇有成效。二十五年，财政部始设两广缉私处，（后改为查辑处）并成立税警团，两任处长，均由他介派干部张君嵩、谢镇南充任，亦有很好麦现。所以走私逃税情弊，他都很清楚。”
张君嵩、谢镇南，前面都曾提到，费云文说：
“比如广东一地，本来自民国廿五年戴先生介绍张君嵩主持缉私工作以后，成绩卓著。（自九月至年底，四个月间，共缉获私货四百五十五件；粤海关税收，较上年同一时间，增收三百三十二万余元），可是自廿八年冬改组张离职以后，税警力量单薄；加以敌伪奸商，勾结地方不肖份子，作有组织的武装走私，以致原有基础，摧毁殆尽。而走私风气之盛，真是严重得出乎人想象之外；当廿九年时期，仅仅经由佛山运往三水、清远的进口日货，三、四两个月即价值达七百万元之多。而偷运出口的货物，比进口多出几倍，无法统计；甚至桐油、钨矿等为日敌所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也毫无阻碍的私运资敌。”
财政部缉私署成立之后，戴笠将“两广缉私处”改为广东缉私处，处长仍由军统局广州站站长谢镇南兼任；同时将原广东的缉私部队改编为“第四缉私总团”，由汤毅生任总团长。费云文说：
“自戴先生派曾任军统局广州站长的谢镇南充任广东省缉私处长后，力加整顿；加强部署严密的侦缉网达七十六处据点，扩充缉私武力达四千人，编成两个总队，以黄埔五期的汤毅生为总团长；切实认真查缉， 走私之风，才被遏阻。”
——广东缉私处和驻广东的第四缉私总团，本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而且谢镇南与汤毅生二人，不但是同乡，还是军校的前后同学，按说，二人应该很好相处。
但事实上，谢与汤却闹得不可开交，最终谢镇南被汤毅生赶出广东。
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