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71)

分配工作之前，戴笠要亲自对每一个学员进行口试，赵长金回忆说：

“口试场所在政训组办公室，以班为单位，分两组进行面对面的考试。在座评分的有龚仙舫、王孔安、汪祖华、邹陆夫。我因为首次和戴笠接触，在这样场合下，心情十分紧张，怀有几分胆怯情绪。每人发给一纸事先拟好的若干题目，他给我指定的题目是《抗战与建国之关系》。”

当时赵“竭力保持镇静”,回答说：“抗战与建国是相辅相成的，不抗战，则不能建国，不建国，则抗战没有保证。抗战保障建国成功；建国促使抗战胜利。所以抗战之胜负与建国之成败，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命运。一言以蔽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口试之后，戴笠还要个别谈话，陪同的是龚仙舫，轮到赵长金时，戴问：“结婚没有？”

赵说：“结过婚了。”

戴问：“你想做什么工作?”

赵长金唱了个高调，说：“主任叫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

戴又问：“你想到什么地方去?”

这次赵说了实话：“到任何地方都行。不过，我父母和妻子、女儿四口人，现在咸阳我本家叔叔赵文枢家住，今年春季副丰任还批给我30元，寄给他们维持生活。”

至此谈话结束，赵回忆说：“当时发给我服装费和旅费各30元。究竟派我去什么地方，做何工作，我不敢深问，如在五里雾中，思想忐忑不安。”

最终赵长金被分配到重庆局本部工作。此后，赵经张国焘的“特政班”培训之后，派任设在西安的“西北特侦站”总务股长，西安离咸阳不远，赵总算如愿以偿。

在赵长金离开兰州前不久，还发生了一件事，令戴极不愉快。赵回忆说：

“一天，戴笠率领兰训班有关领导，去四屯坪游览，他正和随行者兴致勃勃地谈论如何修建陵园时，代表一期同学前往参加的窦少军插了一句话，他说：‘把这钱用到抗战上，则更有价值。’话音未落，戴笠勃然大怒，认为窦少军有***嫌疑，命令关入重禁闭，听候处理。”

为此，王孔安等又挨了一顿痛骂。赵长金说：“回到兰训班，他集合全班官长、学员训话，骂王孔安和管教干部，个个麻木不仁，训练场所出现这样思想的人，事先竟没有发觉，而且还捧为优秀学生，岂有此理!限一天写出书面检查。”

对此，赵长金评价说：“这也是窦少军自我暴露，爱好在领导面前显示自己，缺乏虚心谨慎的结果，咎由自取。5月底，我离兰赴渝时，他的问题还未解决。”

兰训班第一期的毕业典礼，同时也是第二期的开班仪式。

早在戴笠到兰州之前，第二期就举行了一次“复试”，目的是要淘汰一批学员。但淘汰的标准，却不单以文化课成绩而论。宗化民说：

“一期学生将要毕业，住在招待所的新生已经得到很长时期的考核，学校当局以复试决定新生之去留，考试场面很像大学考试新生，考试科目有作文，题目是《鼓舞青年爱国御侮抗日》，参加考试的学生，不论程度高低都能写上几页。对党义(三民主义)、中外史地等科目的试题，一般中学以上的学生也都能解答一部分，但是行伍出身的军人、丨警丨察却解答不了；数学、理化题有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大代数及高等物理、化学试题，只有部分的高中生、大学生能解答，百分之九十的考生都缴了白卷。外国语的试题是英语翻汉语短文一段，英单字翻汉字，英文作文一篇，也是百分之九十的考生缴白卷得零分，只有极少数的大学生、高中生能解答。”

宗化民说：“但发榜时，四百多人中只有二十多人被淘汰，其他许多缴白卷的人却都被录取了。没有录取的人，他们的数、理、化、外国语、中外史地各门功课解答得都很好，他们在各地初试，是看了招生广告来投考的，没有老特务的介绍，又没有保证书，在招待所考核阶段又曾流露过思想上对蒋介石的不满，经暗中考核认定他们不可能忠心耿耿地干特务工作，所以即使考试成绩很好，也是榜上无名，发榜后他们就被驱逐出招待所。”

有些学员对此不解，就去找“教务部门”质问：“考试成绩不好得零分的都能录取，为什么试卷成绩很好的反而不录取呢？”

对此，教务组明确说：“这里不是大学研究院，我们不要书呆子，更不论文化学问，而重在是否‘忠党爱国’。多年的老同志(老特务)调训学习，当然不记得书本上的事。胡先生(指胡宗南)保送的学生我们更不论考试成绩，因为都是很可靠的。当然，我们欢迎文化高的，对国内外大学出身的，我们很器重，但是思想信仰比文化更重要，即使是不识字的，只要忠于领袖(蒋介石)，有‘工作路线’的，我们更需要。”

对方还直截了当地说：“有些没录取的是因为来路不明，不是有关方面介绍来的，经考查他们对蒋委员长抗日不相信，‘爱国思想’不坚定、虽然文化高，但对我们工作不利，所以不取。我们收罗人才，但决不是救济失业，主要是为蒋委员长训练忠实信徒，培养可靠的耳目。主要在于精神训练，而不是书本上的东西。”

宗化民等16人都是大、中学学生出身，又有张季春、沈兼士等人的推荐，通过文化课考试不成问题，政治上当然也“可靠”，全部录取。

据宗回忆，在第二期学员中，绝大多数是男生，女生只占10%左右。

在为数不多的女学员当中，有一个来自西安的，她叫周方。

周方的背景有点特殊——推荐她来的，正是不久前刚刚离开兰州的刘培初。

说到这里，先要宕开一笔，讲讲刘培初的家事。

刘的祖父去世很早，因此刘培初的父亲刘有祥是由祖母一手拉扯大的，极其艰难。所幸刘有祥非常能干，长大之后做木材生意，几年间即“由学徒而至经手百万银元之总经理，数十年如一日，为一时木业界之有数人才”。

在刘培初7、8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和祖母先后去世，幼年失恃，成为刘一生的痛，他回忆说：

“……使我此生仅能于想象中，粗知吾母与祖母的概略形状，与铭刻心板中几个永不能忘的约略记忆而已。其余我母我祖母之优良事迹，只能于吾父的诰诫言谈中得其梗概耳。”

此后，刘有祥续娶冯氏。对这位继母，晚年的刘培初，曾大度地评价她为“治家克勤克俭”。但事实上，通过刘的另一篇回忆，我们知道，刘培初其实是被继母赶出家门的。当时冯氏对刘说：

“你二十岁了，也要打算打算呀，书不能再读，真靠你父养一辈子吗？”

刘培初听了，意识到“我再不能充耳不闻地寄生下去”。

一气之下，刘培初离家，身上带的，“不过十块八块大洋”，准备“去叩开这个社会铁门”。

此后，刘辗转赴广东，考黄埔，并于1927年在武汉毕业于军校五期炮兵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