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66)
赵长金回忆说：“事后传出小道消息，王孔安向戴笠打小报告，告刘藩教育计划失败，不符合上级要求，训练宗旨与组织要求，背道而驰，学员毕业出来不堪任用。戴笠采纳了王孔安的建议，罢了刘藩的官，并决定继续训练，延期毕业。”
王一接任，马上进行了人员调整，赵长金回忆说：
“王孔安上台以后，另订训练方案，采取军统传统教育形式，以所谓‘活着进来，死了出去’的戴笠恐怖主义精神教育学员。这一计划，得到局本部大力支持，相继派来汪祖华任政训组长，张树勋任总务组长，杨清植任大队长，周野萍、陈博生、傅有权分别任一、二、三中队政治指导员，陈一鸣任情报教官，许政任爆破教官，黄粹柏任教务股长。重新调整机构，人事调动频繁。”
赵长金回忆中的“陈一鸣”，即前述之程一鸣。
程原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后调到临澧特训班任情报教官，后随该班先后迁徙至黔阳、息烽，在此期间程将其授课讲义编纂成为《情报学》专著，后成为军统各训练班的通用教材之一。程回忆说：
“复兴社特务处出版过由王新衡、傅胜蓝合译苏联出版的《契卡?格帕乌》；由中国***叛徒顾顺章口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郑介民写的《军事谍报学》和程一鸣写的《情报学》，作为各特务训练班学员必读的书籍。”
此后，程因反对体罚学员，并在课堂上散布不满言论等，于1939年11月5日被戴笠送到息烽阳朗坝监狱关押，后转白公馆。
1940年4月1日，在军统每年例行的“四一大赦”（即清理积案），程一鸣获释，并调兰训班任“情报系”主任教官，后升任总教官。
同时，王孔安改弦更张，将刘璠那套过于“西化”的作风革除，代以军统的“老一套”，特别是强化了带有浓厚军统“团体”特色的政治说教。赵长金说：
“（王孔安）对学员着重贯彻所谓‘革命大家庭’，以极端封建的家长制度教育学员。讲军统在蒋介石的亲自领导下。是最革命的，工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社会上至高无上。只要参加了这个组织，就成终身职业。工作绝对秘密，即使妻子骨肉，也不能泄露秘密。如若明知故犯，要受组织纪律处分，轻则禁闭，重则秘密制裁。”
“除此而外，积极灌输专业技术和政治思想教育。如政治总教官万异，专讲《人生哲学》，政训组长汪祖华讲授《党派组织史料》。警政系以学习丨警丨察课程为主，兼学情报和爆破。情报系、爆破系、俄文系和电讯系，则专学技术知识。但是必须学习政治思想和有关政治理论课程，这是一门必修科，作为受训学员精神食粮的。”
这时已经是1939年秋天，第一期延期的三个月也过去了。赵长金回忆说：
“度日如年的三个月延期训练过去了，但仍然听不到毕业的消息。半月后，王孔安在纪念周上掏出一纸电报宣布：因主任不能来兰主持毕业典礼，继续延长一个月。如此一月又一月的延长了三次，毕业还是遥遥无期。与此同时，第二期新学员亦已到齐，急待入伍训练。”
第二期就是宗化民他们这一期。
宗化民是河北怀安人，毕业于察哈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张季春的学生，后在北平教书。1939年9月，经张季春介绍，宗化民进入兰训班受训。宗回忆说：
“1939年秋后，我与北平16个大学同学经张季春、沈兼士介绍，也到兰州投考所谓抗日的学校，实际是戴笠的特务训练——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训班。”
沈兼士与他的两位兄长沈士远、沈尹默并称为“北大三沈”，我们都知道沈兼士是一位学问家，对于清宫历史文献的整理有独特贡献。但很少有人知道，文质彬彬，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沈兼士，居然还曾经是一位“地工”人员。
——抗战开始以后，北大、清华等国立大学均迁至后方，根据“国府”教育部的指示，所有教会学校均留在沦陷区不动，因此当时正在辅仁大学任教的沈兼士与他的同事英千里、张怀等均留在了北平。英千里回忆说：
“大多数教授们脑子里都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念头，所以遇此情境，都是‘只求苟安于乱世，不愿闻达于诸侯’，我也是一样。可是后来一天天眼看见许多知识分子当汉奸，看见日本人暴行，我们再也无法忍耐下去。”
英说：“我们最初的抗日秘密组织表面上的名义是‘炎武学会’，同志们全是大学中学的知识分子，一切行动的主张和原则自然免不了全是书生之见。书生之见的特色是理想的色彩很浓厚，所以在直觉性的热情下许多同志曾做出许多幼稚而可笑的壮举。例如，辅仁大学化学系的助教们埋头在实验室制造丨炸丨弹，准备用来炸日本人。结果丨炸丨弹在制造途中爆炸，弄得实验室烟尘滚滚，四邻猜疑纷纷。这种事的根本精神实在不错，可惜行动的方式却也是够荒唐了。”
英回忆说：“‘七七’以后，北平的高等学府除了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辅仁大学外，都被日本当局所接收。中学也是一样。‘炎武学会’的同志们大多数原来都是在各校从事教书的人。‘学会’没有受中央指挥和津贴，抗日的行动也只是消极性的一面──不与日本人合作，也就是不在日本人办的和接收的学校里工作。然而燕京、协和、辅仁三校又无法容纳所有的同志，我们的秘密组织又没有经费，所以不久，许多同志的生活就成了问题。”
1939年，“炎武学会”改为“华北文教协会”，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并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样，英千里等人的行为，就从自发的抗日行动和“不合作”的反抗方式而成为受国府指挥的“地下工作者”。英回忆说：
“‘协会’与中央方面取得联系，接受中央的指示和津贴，行动也比较具体化：经常送优秀学生去大后方，经常派人到天津、济南、青岛、开封、太原等地讲学，在旅行演讲的掩护下与各地同志连络。”
宗化民等16人，就是沈兼士等送走的许多爱国青年中的一批。
1939年11月，宗等第二批学员集结到兰州，结果因第一期延期分发，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校外临时住“招待所”。宗化民回忆说：
“兰训班新生招待所设在兰州市西梢门外一座古庙太清宫内。招待所内部很简陋，没有什么设备，招待所管理员(或队长）住两间普通房(办公及他个人住宿)，庙宇殿堂泥胎神像前铺干草作宿舍招待新生。让前来报到的第二期新生住招待所一是因校本部还住着前一期的学生正在训练，没有多余房子；二是要对各地招来的新生在来复试入学之前作多方面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