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63)

应该说，梁的这份材料，还是比较有见地的，因为他抓住了当时农民问题的一个本质，即人为“劣绅”所有、为“不肖乡保甲长”所用，成为“私民”，国家的法律、法规，与他们仿佛隔了一层，“够不着”。正如乔家才所说的：

“粱干乔认定阻碍彻底总动员的是土豪劣绅和不肖的乡保甲长，他所说的卖壮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土豪劣绅们所凭借的是武力，枪和家兵家将，所以必须军队来组训民众，解放了民众，武装了民众才行。”

在军统中，除了梁干乔，刘培初亦以“组训民众”而著称，因此他对梁的理解就更深了一重，刘评价说：

“至他（指梁干乔）的组织天才，是他每个朋友，每个学生所共知的。他有超人的光热吸力，使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感到温暖，故无论他生前和死后，他的朋友群只要一谈到梁干乔，几乎每个人都热烈烈的说过不休，就像这个老友活生生的立在我们的眼前一样，难怪他的故乡东江一带的人告诉我，那儿把梁干乔当作一种神话传说，就像济公活佛一样，在茶余饭后中说过不了。”

刘亦是黄埔出身，他说：“黄埔学生群中较缺乏的，是长于理论的思想家，如具有光热的组织家，以致不能运用高深的理想，盱衡大局，辅佐领袖，奠定百年不拔的国家根基；不能组织起黄埔学生的精华，去影响励进数十万黄埔学生的思想品质，进一步组织并领导社会上的优秀青年，立定国家社会的真正基础。干乔恰是这种理想人才，可算得是黄埔学生中稀有的思想家和组织家。”

刘培初还说：“如果当年以梁干乔的目光吸力，组织一个政党，政团，也许只一个同学会，我相信将是一个坚强卓越百战不疲的产物；可惜这组织大命竟没有落在干乔的头上，只好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损失。”

到1940年，梁干乔“改造民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是部分实现——“全国总动员”当然轮不着他，但给了他一块“试验田”。乔家才说：

“一直到二十九年八月。他的总动员计划才被批准，八月十五日奉委员长的命令，在西安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十一月成立了邠洛、商同两个动员区指挥部。梁干乔奉派为邠洛指挥官，动员区的范围是耀县、枸邑，淳化三县，指挥部设耀县。”

这件在我们看来仿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在当地的史志当中，还真有记载：

“1940年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邠洛区军事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在耀县成立,辖淳化、枸邑、耀县三县,由副指挥官梁干乔主持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警备营,强化保甲制度,训练反共骨干。”

把这块“试验田”设在耀县、枸邑，淳化三地，是有道理的，因这三个县都紧邻陕甘宁边区，其中原耀县的多一半地方都被划进了边区政府。

经过简单的准备，梁干乔就到耀县上任了，乔家才说：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梁干乔从西安到了耀县。开始进行耀县、淳化、枸邑三县的总动员工作，以代替他寤寐以求‘投身炮火’而达不到的愿望。他想，只要总动员工作做好，给国家开创一个‘新的，有效的力量’，对于抗战也是积极的供献。又何必一定要投身炮火呢?”

除了西安，张毅夫的西北区，还有另一个重心，那就是兰州。张回忆说：

“1937年11月，我到兰州视察工作，和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组见了面。贺对我说：‘谢觉哉是一个老***，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他不会和***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

前面说过，马志超原任西北区陕西站站长兼陕西省会丨警丨察局长，他在是西安事变之后来到兰州、接替史铭的。

史铭与马志超，是西安事变的一对难兄难弟。张毅夫说：

“由于他（指马志超）做贼心虚，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他立即化装为黄包车夫，连夜混乱中逃出了西安。”

史铭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次日，时任西北区兰州站站长、甘肃省会丨警丨察局长的史铭为东北军于学忠的部下、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诱捕关押，本拟于12月26日处决的，因恰在此前一天张学良放了蒋介石，史铭捡了一条命，“险过剃头”。他回忆说：

“事后得悉，本定廿六日上午举行的群众大会，是要将章参谋长、张处长、胡主任、吕所长及余等五人，交付人民审判、宣布枪毙。因委员长蒋公已先一日脱险回京，故是日的群众大会也就草草了事。局势改观，幸免一死，此乃委员长蒋公鸿福所庇荫也。”

事后，史铭回到南京，他回忆说：“不久，蒙委员长蒋公召见并嘱留京候命。七七变起，英勇抗战，八月十三日，南京已发生空战，余即奉派为驻粤汉铁路丨警丨察署少将署长并兼任铁道线区司令部警务处少将处长。”

史铭所遗的两个职务，西北区兰州站站长，交给了老资格的王孔安；甘肃省会丨警丨察局长，则派了马志超。张毅夫说：

“因为马志超不见容于西安人民，从1937年起，军统局改派他充当兰州丨警丨察局长，其中心任务仍然是为军统局兰州站打掩护，同时负责筹办军统局兰州特务训练班。”

兰训班是继“临—黔—息”训练班之后，军统另一个大规模培训特务的机构，该班设在大后方的甘肃兰州，于1938年8月开始筹备，戴笠对这个班非常重视，乔家才说：

“因为从事抗战工作，军统局需要大量的工作干部，临澧训练班一处训练，已感到不足应付需要。而且武汉沦陷后，交通不如以前便利，各地往还费时，为了吸收西北和华北潜回后方的爱国青年，呈准增设兰州特警训练班。”

兰训班“班主任”照例由戴笠自兼，而由副主任负实际的责任，第一期的副主任，原定由马志超兼任，后改派了另一位军校一期“学长”、曾在欧洲学习警政的刘璠。

此后，因军统在重庆举办“外事训练班”，以刘璠为副主任，主持班务。兰训班副主任，换上了王孔安。

王孔安，字静轩，1897年生，陕西咸阳人，军校六期毕业。

与军统的大多数人不同，王孔安是大学毕业以后才考入黄埔的，王1920年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次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即武汉大学的前身）外语系。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5月25日，泰戈尔曾到武昌师大演讲，并当场赋诗，当时担任翻译的就是王孔安，据说其“文辞典丽，意境高雅”，被泰戈尔誉为“不可多得之青年才俊”。

王孔安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在校期间曾从山东太极名家姜殿臣学武。

按：时任武昌高师校长的张继煦亦是太极高手，姜殿臣就是他特聘的国术教师。王孔安曾见过张打拳，他回忆说：

“张校长系一瘦小精干型的人，而步履安详，举投轻快，两目炯炯有神，望之不似六十上下的人。其担负艰巨，有举重若轻之象，不知其体力精神，何以至此?有一次，一个校庆节目上，有张校长的太极拳表演，表演毕，掌声雷动，斯时，始知校长固精于国术者，其老而弥健，盖有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