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62)
那是北伐前夕，李宗仁回忆说：
“长沙会议结束后，各军遂待命出发。十四日，蒋总司令召集第七、八两军在长沙的部队举行检阅。阅兵典礼是在长沙东门外大较场举行的。我第七军参加检阅的部队共有两旅四团，约七千余人，第八军参加的却有两师四旅八个团，约一万五千人。第八军此时的编制和七军相仿，系按我国旧制，和广东各军的‘三三制’略有不同。”
按：第七、八两个军是北伐的先头部队，第七军即原李宗仁的桂军，第八军则系由刚刚“归顺”的唐生智的湘军改编而成，唐且在李宗仁的推荐下，任北伐军“前敌总司令”。
李宗仁说：“当总司令部一行分乘骏马十余匹，在检阅场出现时，全场军乐大作。蒋总司令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缓缓地进入主帅的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检阅人数。三军主帅，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
首先接受检阅的是第七军。李宗仁说：“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
接下来就是唐生智的部队了，唐是东道主，又想在新上司面前展示一下“派头”，因此特地准备了军乐队。李宗仁说：
“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奉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坐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举号吹奏。”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宗仁说：
“（军乐队）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悦刺耳。蒋总司令的坐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较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堕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李宗仁回忆说：“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哗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为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
唐生智本想露一手，结果马屁拍在马蹄上，这还不算——据李宗仁说，唐生智的“幕宾”当中，有一位“顾老师”，号称“能知过去未来”，见蒋“堕马”，即对唐说：
“蒋氏此次北伐凶多吉少，最重要的便是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必为第八军所克服。唐君应好自为之，将来蒋氏失败，继起的或是唐孟潇吧！”
李宗仁还推测说：“唐氏后来在武汉企图异动，其心理可能是深受这堕马事件的影响。”
接着说梁干乔，旅长没有当上，他又去甘肃找朱绍良，依然没有结果。乔家才说：
“二十八年二月，梁干乔返回西安，正遇上敌人滥施轰炸。在距他六尺远的一位妇人和她的孩子，被炸的粉身碎骨，血肉模糊，她们的血溅到他身上、脸上。他穿着灰布棉军衣，棉军衣救了他的性命。破片割裂了棉军衣，而没有伤害他的身体皮肉，但是他的耳朵却被震聋了。他回到重庆去治疗，耳朵聋了，很难复聪。耳聋!增加了梁干乔许多痛苦。”
此后，梁又回到西安，依托于胡宗南，先后当过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分校学生队总队长、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等等，但都时间不长，也不足以令他“投身军旅”。刘培初说：
“到西安后，他（指梁干乔）终不忘带兵之志，坐待了些时日，胡先生也曾向领袖力保，领袖总以梁干乔为政治长才，而带兵将领并不缺人，未蒙批准。”
在此期间，梁干乔曾向有关方面提交了一份“民众总动员计划”——梁一共只活了42岁，而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都在致力于所谓“民众总动员”，因此颇值得说说。
还在淞沪抗战时期，梁在上海搞情报，据他观察，发现了“我军五点可以忧虑的情形”：
“一、前方军队给养困难。二、司令部与作战各部队通讯不确实，指挥官不知某师某旅究在何处。形成各单位独自作战。三，卫生救护，设备简陋，不足以应战场之需要，许多死伤的官兵，均遗留在战场上。四，人民对于战斗人员，不能予以绝对的同情与援助。五、汉奸活动。”
经过调查，梁对于沪战失利的原因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
“给养困难，最伤士体；救护不周，最伤士气；通讯不灵，最伤士斗；汉奸活动，最伤士力；人民对战争冷淡，是为战争最危险之急症。不能一民，何有以斗?”
从此，梁萌发了对全国民众进行“总动员”的念头，并于在西北处处碰壁的窘境中，将他的设想逐步完善，形成了最终的“民众总动员计划”：
梁干乔称：“现在，我们一般人都称老百姓为‘国民’，为‘公民’，但在事实上，中国现今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只是‘家民’，只是‘私民’。这并不是和现代若干的社会学者和政论家们所说的一样，是因为老百姓没有做‘国民’、‘公民’的智识，而实在是没有做‘国民’、‘公民’的自由!”
梁举例说：“在兵役法的施行上，十分明显地把此‘国、家、公、私’的性质与比重表现出来了。若就现在征兵的实在情形言，与其说是国家征‘国民’或‘公民’为兵，倒不如说是土豪劣绅与不肖乡保长卖‘家民’、‘私民’充兵来得恰当。现在的县长，实在还没有与土豪劣绅、不肖乡保甲长争取人民当兵的权能。夫兵役法为法制化了的国法，征抽壮丁，又不过征用一小部份国民，而其施行之难如此，若欲付与现在的县长以动员全民的责任。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粱得出结论说：“所以，动员全民的问题。首先就要表现为解放人民的问题。只有把人民从土豪劣绅及不肖乡保甲长控制奴役之下解放出来以后。然后才能实现人力动员的任务。然后才能推动政治。而保证中央的命令一直能够贯彻到每一个国民的身上，心上，行为上。亦只有中央的命令能够贯彻到每一个国民的身上，心上，行为上之后，而后才能‘统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制四万万人之力为全力’,才能完成人力动员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国总动员。”
最后，梁干乔直截了当地说：“要达到从土豪劣绅及不肖乡保甲长控制之下，把民众解放出来，组织起来的目的。那首先就得把民众武装起来，所以组训的方式。就一定是军事的，组织民众的任务，又一定要军队才能担任。我们切不要害怕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