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后的部分如“兰训班”等，原来贴过，但已经改写，增加了一些内容，因此请大家还是耐心看完，否则以后有些东西衔接不上。
昨日军统 (559)
杨清植，1909年生，河北献县人。
杨清植也是“东北训练班”出来的，与前述张奉馨、倪中立、卜玉琳等等都是同学。
1932年底，杨清植在一种懵然无知的情况下，糊里糊涂被选入东北训练班，当时，他是中央军校军官班（也称特别班）的学员，乔家才说：
“军官班有学员一千七百多人，系调训各部队的青年军官，予以六个月的训练。十二月有一天，军官班宣称，张北分校即将成立，所需要的队职官，由军官班北方籍的学员中考试挑选，自由报名。张北在家哈尔的北部，距离敌人最近，在张北训练学生，多么有意义。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报名的人非常踊跃，一共报了两百多人。”
经过笔试，从200多人当中录取了10个人，即二十选一，可说优中选优了，杨清植和他军校的同学张家铨均榜上有名。
最后一道程序是口试，地点就在南京后宰门的“马标”，由班主任桂永清和戴笠主持，点到的第一个就是杨清植。
按：因当时特务处成立不久，东北训练班系由力行社与特务处共同主办，因此由力行社高干、军校“学长”桂永清当班主任，戴笠副之。
见到杨清植，问完家世、简历等等，桂永清发问了：“我给你假设一个情况，看你怎样处置。假定你在这间房屋里，外面有一个人，正准备进来攻击你，你应该怎样处置?”
杨想了想，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置。”
桂启发说：“你不能等着人家进来打死你呀!总得有个对付的办法才行。”
杨说：“那还不简单吗?他进来，就同他打。”
桂指点说：“不好，你不要以为你的块头大，可以硬拼。万一进来的人比你的力气更大，你就未必打赢他，甚至他拿着手枪，不等你动手，已经先把你打倒了，应当有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
接着，桂一边说，一边演示：“最好是躲在门背后，等到敌人推开门，一只脚刚踏进来，还没有站稳，你乘其不备，一下把他打倒。”
杨诺诺而去。
第二个进来的就是张家铨，桂永清将刚才问杨的问题，原封不动地又问了一遍。
这回新鲜事发生了——据乔家才说：“他（指张家铨）照着刚才桂永清所说的和示范的动作，依样葫芦，连说带做，表演一番。他这样不加思考，很正确、很熟练的回答，把两位主考官弄得莫明其妙，非常惊奇，引起很大的怀疑。”
这时戴笠开口了：“你回答的很好，你怎样想到如此处置?这样处置正确吗?”
张家铨说：“自然十分正确。至于怎样知道如此处置，是照着桂主任的示范来做嘛!”
俩“主考”一听更奇怪了，于是张解释说：“刚才桂主任示范表演的时候，我从门缝偷看，看了个清楚，也听了个清楚。”
戴一听非常高兴，马上站起来与张握手，一高兴还说漏了嘴：“你真是特务天才!”
考试结果，10个人全部录取，连“交白卷”的杨清植也不例外。
乔家才说：“口试过后。一天夜里十二点多钟，睡得正甜，值星官叫他们起来，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一辆布篷汽车停在外面。他们匆匆忙忙上了汽车。布篷严密得连条缝儿都没有，看不见外边的一切景物。为什么白天不出发。偏偏选在半夜三更?他们想不通。汽车行驰了一个钟头，好像已经出了南京城，停在一个铁门的所在，才让他们下汽车。”
这个所在，就是香林寺，即中央军校所在地，等于是大家乘车在南京城里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马标离香林寺很近，“由马标坐汽车到香林寺，不要五分钟，为什么要兜一个钟头圈子呢?”
就在当天夜里，又来了13个人，是从军校政训班选出来的来的，其中就有倪中立、王雨人等等，还有前面说过的李元超；此外还有一个人，后来名气极大，即赵斌承。
从此，这23个人就开始了训练，教官有郑介民、余洒度、江雄风、徐亮等等，也包括日后杨清植要对付的梁干乔。
李元超回忆说：
“在东北训练班的外院，当时还有军事委员会军事杂志社。该班为了保守秘密，就利用军事杂志社为掩护，职员和学员都佩带该社证章，往来文件也用该社的公文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知道该班是军事杂志社在那里训练通讯员，将来毕业以后给军事杂志社当通讯员写稿子，根本不知道是戴笠在那里训练情报人员。其时不但外人莫名其妙，就是该班的炊事人员也只知道是军事杂志杜的训练班。
乔家才说：“课目非常新鲜，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很奇怪，到张北分校当队长，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怕关起来，也不敢问一声。训练四十天，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彼此谈话，动不动就要关人，气氛非常恐怖。令人心惊胆怕，有几个胆小的，眼看着一天比一天消瘦了。这就是最早的香林寺训练班。”
东北训练班原定时间三个月，结果仅一个多月即草草收场，李元超说：“1933年春，因为日军进攻华北，该班即提前结束，所有23名学员由戴笠亲自率领进驻平津一带，从事收集日伪情报，当时随同北上的还有郑介民、徐为彬、江雄风等人。”
当时，因还没有对学员们明确培养他们的目的，因此，是以“实习”的名义将这些人派到华北的，乔家才说：
“训练完毕，由江雄风和徐为彬率领，到达河北保定工作，要他们每天到火车站登记南来北往的火车，那一列车上有多少军队，什么番号，都得弄清楚。什么时候到达，什么时候开走，一分一秒不能错，晚上做成报告。这时候他们才明白，那里是要他们到张北分校当队长，是要他们做特务工作，搜集军事情报。”
这下学员们不干了，要“造反”。乔家才说：“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彼此已经混熟。一切情形摸得很清楚。人多气壮，不再害怕什么。他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既然不是到张北分校，就有理由不干，要求送返他们的原部队，否则拿出怠工来抗议。”
徐亮、江雄风没办法，只好搬出戴笠。
当时，戴笠、郑介民都在北平。
——郑介民是到北平“履新”，他的公开身份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力行社北平分会书记并兼任特务处华北区特派员。陈恭澍回忆说：
“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察绥东北在内；同时也是力行社所属特务处的助理，地位仅次于戴雨农先生。除此双重身份之外，郑先生在参谋本部第三厅还另有职务，那才是穿武装制服，配带军阶的正式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