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57)
相比之下，赵芳最为推崇的，当然还是张国焘，他回忆说：
“张国焘名声显赫，1938年春在西安曾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当时震惊中外，学员们都久慕其名。我也抱着好奇心，得以瞻仰这位不凡的历史人物。果然，他就是比其他教官高出一等，首次上课先点名，和同学们见面认识，显示出自己是班领导，兼而含有学者的风度，以给人好感。他讲的题目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评判》，论证深刻，讲解透彻，简洁易懂，听来津津有味。他每讲一节，先看一下提纲，随即侃侃而谈，并将重点写在黑板上。”
张是北大出身，又曾是中共领袖级的人物，当年其鄂豫皖红军纵横驰骋，十足的“允文允武”，给这些毛头小伙讲讲课，岂不是“毛毛雨”！
参训班四期学员张赣萍也听过张国焘的一次讲演，并将其誉为“最受同学欢迎的教官”，他称赞说：
“在那四个钟头的听讲过程，每一个人都被他（指张国焘）那一篇先褒后贬，一步紧一步，一环扣一环的讲词，压得透不过气来。他的口才并不怎么好，但他所列举的道理，真个无懈可击。由于他那一次演讲成功，连我这个‘同乡同宗’也有荣焉，同学们向我问这问那。”
赵芳回忆说：“张国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题目讲完后，正遇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他以参政员的身份去出席会议，以后就再没到班里来过。”
沈醉回忆说：“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去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被派去搞策反的，就包括赵芳，他回忆说：“是年‘四一’大会（每年举行的纪念军统成立的大会）闭幕后，特政班宣布结束。戴笠指示：该班受训学员，除各单位要人非派不可者外，下余学员一律派兵工署稽查处工作。戴笠一贯对人事控制很严，我记得当时学员的分配情况是：崔毓斌、徐丰派到局本部人事处工作；李培基、程际征、郭哲留在中共问题研究所工作；李茂森派到军委会西安办公厅调查科（即军统晋陕区）工作；我和王学思、路守缄、秦天均、原景辉、于文轩、徐继楚、雷心仪等十人，派到西北特侦站工作。这个班没有举行开学和毕业典礼，我想，可能是因为它是特种政治与特殊使命的缘故吧！”
西北特侦站，最初叫西北特联站，直属于军统局本部，这是军统第一个专门针对边区做工作的单位。
曾任西北特侦站副站长的王明江回忆说：
“军统局为了破坏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搜集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重要情报，以便随时采取对策，乃于1939年秋在陕西省汉中县成立了军统局直属西北特联站，由中共叛徒程慕颐（又名程益）任站长，配合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为了指挥方便，于1940年由汉中移至西安市北院门81号。同年又在安徽省广德县建立了该站直属东南分站，专门针对新四军活动地区搜集情报，配合军统局直接领导之忠义救国军，对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瓦解破坏活动。”
程慕颐是浙江义乌人，杭训班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即被派到上海工作，因此他也是“老上海”了，与沈醉很熟悉，在回忆中，沈曾说：
“第四组全部人员均为杭州特训班甲班刚毕业的特务，组长为张人佑，浙江温州人，组员有程慕颐、倪永潮、方元勋、应志春、应怀宝、石仁宠等十余人。”
沈还说：“杭训班学生中只有一个义乌人程慕颐，因为肯吃苦，长期混在沪西工人区中居住，以后才与中共一些外围组织人员发生了关系，有一些成绩表现。后来张人佑因私自向警备司令杨虎借了几次钱供挥霍，为戴得悉，将其撤职，改由程慕颐任组长，专门从事发展有关中共的线索，一九三五年间并通过他的关系破坏过一个地委组织和江苏省委组织。”
正是在这个案子中，王克全被捕，从此戴笠对程十分看重，当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被特务处控制以后。程即与沈醉、林之江、倪永潮等四人被派去当督察，在此期间，程与沈醉一起破获了刺杀宋子文未遂一案。沈醉回忆说：
“一九三五年秋天，上海区一个情报员的助手打听到‘一二八’以前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未中而误毙其秘书唐腴庐一案的凶手和宋的司机的下落。戴笠对这一事隔多年的旧案有了新的线索极感兴趣，马上指示一定要派人设法抓回归案，因为可以借此讨好一下宋子文。”
“我奉命和程慕颐带着这个眼线，先后在仪征县十二圩，和瓜州、泰兴等地去侦察，最后分别在盐城、扬州将当时刺宋凶手之一和宋的司机逮捕到。这个人在刺宋未中后即离开上海，在盐城保安队当班长。因为眼线认识他，我们便雇好一条小船等在小河边，当眼线把他骗到船上后立刻被我们逮捕。经送县政府用了一顿刑之后，他供出当时刺宋与宋的司机有联系，才了解宋的行踪。宋被刺后，这个司机也逃走了，在苏北一带做修理自行车等工作，后来我们在扬州抓到了他。当我们把这两人带回上海后，戴立刻把宋的司机照片送给宋去看了，认为确系事件发生后逃走的那个司机。”
沈醉还回忆说：“宋子文为此事感到很高兴，曾叫戴领着我去宋家见他。他当场签了一张五千元支票给我作奖金。我刚一接过，戴向我使个眼色，我又恭恭敬敬退还他，坚不肯收。戴连着说：‘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敢受奖。’宋听了很高兴。当我们辞出回来，戴笠只给了我和程慕颐与那个眼线各五百元。”
按：在国民党政界高层人物中，宋子文与戴笠的关系是最好的，与他那位同是“财神爷”的姐夫孔祥熙恰成鲜明对照。
据曾在西北特侦站工作的赵长金回忆说：“据程的亲信、西北特侦站助理秘书朱国材告诉我：抗战初期，他在军统局淞沪区担任大组长，上海沦陷后，擅离职守，私自带领全组人员，逃到浙江。为了逃避戴笠对他的惩罚，到处搜集新四军和江南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有关情报。一时，竟取得戴笠的赏识，对他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定名为特侦组，直属军统局所领导，程慕颐受宠若惊．一步登天。”
此后，西北特侦组升格为西北特联站，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机构，王明江回忆说：
“在程慕颐领导的西北特联站时期，站部以下在陕西设有延安组、环县组、庆阳组、平凉组、韩城组、宜川组、榆林组、绥德组，山西有五台组、山东有定陶组，河南有许昌组，湖北有黄安组、潇川组，安徽有毫州组。东南分站之下辖有丽水组、广德组、太湖组、盐城组等。”
西北特联站成立以后，程慕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汉中特训班”，简称“汉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