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54)
汪克毅对张说：“一到延安，就感到难受，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刺着我，连电报局里面的人对我也不放松，他们好像是用无言的心声在骂我：‘你是特务，不准你乱动！’我仔细地观察，我在电报局里已被他们包围了，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简直气都喘不过来。我故作镇静，而内心恐慌。再说，机子上有固定的值班，我所要发的电报发不出去，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电报可发的。我觉得我的身份被发觉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越想越不对，因此我只好借口回来了。”
张听了大怒，他回忆说：“就这样，我的妄想完全化为乌有，满脑子不痛快，转而迁怒于汪克毅，认为他没有尽到力，从此对他不满意。”
不过，要说汪克毅在延安一点事情都没做，也有些冤枉他。
——那是1939年6月，成吉思汗陵寝“内迁”的时候。
成吉思汗陵，原位于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要进行“春祭”。这年1月初，据情报显示，日军要在农历三月二十一日前攻克伊金霍洛，因此时德王的伪政权已经建立，据说德王要将成吉思汗陵移往归绥，以“领袖群伦”。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迁往甘肃榆中县，以为保护。
延安是内迁的必经之路，因此，延安上下，很忙活了一气，当时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经历了此事的全过程，他回忆说：
“党中央对迎送灵车过延的工作非常重视，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早在六月初，就由边区政府出面，成立‘迎灵办事处’。成员有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八路军留守处参谋长曹里怀、交际处的我，以及其它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还邀请了国民党肤施县党部书记高仲谦、县长马豫章参加。办事处设在延安城东约八里处的桥儿沟。交际处的接待科全部搬到了桥儿沟，在办事处的指导下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
移灵的时间定在1939年6月9日，6月15日到达榆林，6月21日到达延安。金城说：
“延安的抗大、女大、鲁艺、工校、边府机关，边区各人民团体的抗日后援会等百余单位万余人，高举红旗、标语旗，列队前往桥儿沟。”
在欢迎的队伍中，除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代表，当然也有国民党肤施县的地方官员，这当中，就包括汪克毅。金城回忆说：
“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八路军代表滕代远、总政联络部长王若飞、留守处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边区代主席高自立、秘书长曹力如、国民党肤施县党部高仲谦、县长马豫章、电报局长汪克毅等，在灵堂前等候着灵车队的到来。”
当天举行了隆重的大祭，主祭为谢觉哉，曹力如恭读了祭文，金城回忆说：
“祭文诵毕，乐声重起，激荡空际。二十余名蒙族同胞跪伏灵前，闭目拱手，朗诵蒙经。群众列队绕行灵前，争相瞻仰灵柩。十二时许祭礼完成，由迎灵办事处招待移护人员进餐。翌日晨，延安各界代表和市民齐赴南门外大操场，列队瞻仰成吉思汗灵柩，然后排成十里长队送行。至此，我边区迎送成吉思汗灵柩过延的任务胜利完成。”
就在移灵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金城说：“国民党的电报局捣了一次乱。他回忆说：
“当成吉思汗的灵车队刚到榆林不久，国民党特务就冒充绥德方面我方人员打电话给我们，诓说灵车队已到绥德了，三天后到延安。于是我们赶制了祭品——屠宰太牢和招待用的酒菜。从此我自己每天几次向绥德、清涧等我党政机关打电话查询到达的确切时间，电话总是被干扰不清。预定时间已到，灵车却未来，各机关团体的迎接队伍白等了半天，由于天热，做好的全牛、全羊都坏了，只得重新准备。”
这件事，当是汪克毅的杰作，不过有点小儿科，高中生的水平。金城说：
“国民党电报局的特工人员，长期在延安搞阴谋破坏活动，但始终搞不出大名堂，只好用这种丑恶的鬼蜮伎俩，破坏两党团结，破坏有利于合作抗日的工作，而且多次作恶。如有一次我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经洛川来延安，事先打电报给延安说：滕参谋长××日出发，三天以后可到延。结果是滕到延后一个星期才收到电报。”
还有一次，差点搞出国共两党的误会，金城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从西安回绥远，途径延安以南三十里的劳山时，看到许多野鸡，一时兴起，端枪射击，一扣扳机，枪筒炸裂了，伤了他的手指。他急忙赶到延安治疗。在延安治了几天，伤势好转，他急着要走，我们恳切挽留也没留住。结果他到榆林后，伤口又恶化，就打电报，请我们派医生去帮助治疗。然而我们一个月以后才收到电报，马占山不见我们去医生甚至连复电都没有，曾一时引起对我们的误解。”
金城说：“当然国民党特务分子这些小动作是破坏不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的。”
张毅夫回忆说：“汪克毅失败回来后，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的办法，就是失败了，牺牲损失不大。”
于是，他找到李翰廷，说：“你老婆是西安人，社会关系多，你在西安警察局搞了这么多年，认识的商人也不少，希望你在商人身上想出个办法来。”
最终，张与李翰廷商量的办法是：“在商人或行商当中，找向来与延安或者边区其他县镇市集的商店、行商有来往关系的，收买他们进行特务活动。第一步要求他们设法混进边区去，把他们所见所闻的情况，回到西安来口头报告。同时，希望原来就在边区的商人，能够于三个月、半年以至一年之内来西安一次，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作口头报告。他们来回的费用，完全由西北区负责，还给以一定的报酬。第二步就是在可能条件下，介派特务冒称商人混进边区去固定潜伏，或化装行商不定期来往。”
试验的结果，这招也不行，张毅夫说：“李翰廷找到和他向来有勾结的奸商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不肯上特务的圈套，屡试都失败了。”
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张毅夫回忆说：“1939年7 月，我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到延安去，我要求派一个特务冒称政治部科员，作为考察团团员，混进延安去进行活动，谷正鼎自然答应了。”
这个人，就是郭子明。张回忆说：
“此时，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山西人，共产党叛徒）在西安待命。我本不认识他，是另外一个山西人军统特务梁怡亭向我介绍的。我听说郭子明是共产党叛徒，思想上就有了底，找他面谈后，认为他适合条件，决定派他去，介绍他和谷正鼎见了面。”
行前，张对郭子明告诫说：“你到延安去的任务，不是预先可以规定的，希望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避免反为共产党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