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53)

宣侠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丁敏之说：

“当宣侠父被架上汽车时，还怒骂了一声：‘你们绑人呢！’他尽力挣扎，想说第二句话，但已经来不及了。随后汽车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我早就带了几个人在那里放哨警戒，等候他们，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在宣侠父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金表链，被他吞没了，没有往上报。尸体投下枯井后，匆匆忙忙地倒下四五筐土了事，我们回到第四科天快亮了。”

丁敏之还对张毅夫说：“第二天上午，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2000元。徐一觉自己独得1000元，剩下的分配给参加执行的十几个人，大家都不满意。”并要求张报军统局“追究”此事。

对此，张认为“事情过去了”，而且徐一觉已经调走，“调查追究可能泄漏宣案秘密”，劝他们不要再闹。

张毅夫回到西安还没几天，蒋鼎文即召他去见，说：“宣侠父的事发作了，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行营追问，要我负责把宣侠父交出来，同时延安共产党已经正式向委员长提出抗议，要求非把宣侠父交出来不可。宣侠父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如果让共产党找到了，我负不起责任，你赶紧搬动一下吧。”

张说：“宣侠父的尸体丢在城内下马陵附近一个枯井里面，我也觉得不稳当，准备起出来，埋到城外去。”

蒋听了说：“搬到城外去比较好，你就去办吧。”

张毅夫回忆说：“我回到第四科办公室，把李翰廷、丁敏之找来，指示他们到城外去找一个离开道路较远的荒地。于夜间挖好坑，把宣侠父的尸体搬去掩埋。当时军统局西北区已经由西安新城搬到城东南隅玄枫桥仁寿里4 号，离城墙近，就城墙根挖了防空洞，开了两个口通向城处，加设了两道门，平时上锁，遇到日本飞机轰炸，可从防空洞里面疏散到城外去。”

张回忆说：“宣侠父尸体迁移后，丁敏之领我到城墙上，指着西安城外东南角上离城一里地的新土堆向我说：‘宣侠父尸体就埋在那里，从防空洞搬出去的。’”

据张回忆，当年10月间，蒋鼎文曾对他说：“延安共产党已经向委员长指出来，宣侠父早就在西安被暗杀了，追问不已，非叫负责答复不可，委员长只好承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按：奉命杀害宣侠父，成了张毅夫的一块心病，许多年以后，监禁中的张毅夫，最怕的就是别人问起“宣侠父”一案的前前后后。

重返西北的张毅夫，还有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那就是派人“打入”延安。

按，延安当时叫“肤施”，就是传说当中那个“割肉喂鹰”的所在。国民党方面还委派了全套的县党部、县政府成员。

说起来 ，这项工作，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开始做了，这一点，沈醉曾经谈过，因他并没有做过西北方面的工作，所以他解释说：

“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我过去并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仅因为在军统工作多年，尤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长，经常参加军统局的局务会议和各种机密性的会议，对这方面的情况从旁听到一些，有时在处理有关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接触到一点点，因此所知非常有限。”

沈醉回忆说：“抗日战争以前，特务处（军统前身）对边区的特务活动，是由特务处陕西省站主管。西安事变以前，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经常派遣特务去边区活动。该站设有陕北组，负责搜集有关边区的情报。约在一九三六年间，马志超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时，戴笠指示他专门培训一批特务，以便打入边区，建立特务组织。”

此后，马办了一个所谓“特警训练班”，由陕西、甘肃两个省站挑选保送了一些人，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训练。沈醉回忆说：

“戴笠从南京派了娄剑如去担任队长，以在陕西的军统特务舒翔、张业、许开、陈国强、李友三等为教官。训练期满后，据说只有薛志祥等少数几个特务曾混往延安，作过短期逗留。戴笠原来计划在延安建立‘延安组’的阴谋未能实现，因派去的特务无法在延安立足。”

此番，张毅夫要接着做的，也是这项万分艰难的工作。

张是军统内部为数不多的“党派工作”专家之一，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

顾孟余有个本家叫顾德明，时任陕西省电政管理局局长，总想跟蒋鼎文拉上关系，他知道军统神通广大，于是竭力与张毅夫套近乎，张回忆说：

“我们打牌喝酒，是互相拉拢的媒介，我的家眷不在西安，顾德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必有电话来邀我们几个为蒋鼎文所信赖的‘红人’如谷正鼎、彭昭贤、张毅夫等，到他家去打牌喝酒。他夫妻两口都是北京人，能唱几句京戏，他的老婆又自称会相面，这些对我们都是投其所好，乐于到他家作乐。因此，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

为了“拍”张毅夫，顾曾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一定效劳”。

张听了即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

顾听了非常高兴，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

张叮嘱说：“我介绍的人，你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

顾很“明戏”，拍胸脯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张毅夫“兴高采烈”地回去找到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消息”。张回忆说：

“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

张对汪明确了派他到延安的任务：“首先把到延安后耳闻目见的情况随时报告；其次，进一步设法调人到延安电报局充当报务员、职员，以掩护特务活动，并相机在边区其他方面吸收特务细胞。”

随后，张毅夫带汪克毅见了顾德明，并请顾代转汪克毅的电报。这样，汪克毅摇身一变，成为“肤施县电报局局长”。

张毅夫很高兴，随即向戴笠做了汇报。

张回忆说：“想不到汪克毅一去两三个月，杳无音信，我非常着急，乃转问顾德明。”

顾对张说，汪倒是打过几通电报，但都是“行政”方面的，没有说什么“正事”。

张回忆说：“我顾虑汪克毅在延安的处境，不敢去电催，只好耐心等着。”

令人意外的是，不久，未经请示，汪克毅突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