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51)

前面说过，西北是戴笠最早关注的地区之一，因此早在1934年，特务处就在西安建立了陕西省站，以一期“学长”马志超为站长，公开身份是是陕西省会丨警丨察局长。接着又在兰州设立了甘肃省站，担任站长的，是另一个一期生史铭，同时任甘肃省会丨警丨察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挂少将军衔。

1935年10月，蒋介石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对付到达陕北的红军。戴笠马上着手成立特务处西北区，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谍报工作，区长即原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其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张回忆说：

“我于1935年10月在西安负责创建军统局西北区，担任该区区长兼‘西北剿总’第三科科长，其后又两次担任西北区长，前后达3 年之久。”

张还说：“1935年1O月，军统局西北区成立后，就其组织规模的庞大，活动范围的广阔，都是军统局在任何地方所没有的。陆续成立了五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包括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

1936年1 月，张毅夫离职另有任用，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先后由江雄风、王天木、王新衡任西北区区长。

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中，西北区完全垮台。1937年初，“西安事变”政治解决之后，蒋介石撤销“西北剿总”，成立“西安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1937年2月9日，顾进驻西安。戴笠随即着手恢复西北区，并令张毅夫“再作冯妇”，其公开身份是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张毅夫说：

“在‘秘密组织领导公开机关’这个原则下，西北区实际就是军统局在西北方面的最高指挥机关，所有西安、兰州各地丨警丨察局，都在西北区统一指挥下，配合特务秘密组织，充分发挥了‘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秘密组织配合公开机关’的作用。”

张回忆说：“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设两个股。第一股指挥各地组织搜集***、进步人士情报，及时转报军统局和西安行营蒋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西安特种会报等有关方面，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第二股主办特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

按：抗战开始以后，顾祝同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由蒋鼎文接替西安行营主任。

西北区的重心在西安，因此，张一上任，首先面临的就是陕西省的特务组织机构调整。

最大的难题是陕西省会丨警丨察局长的人选，马志超肯定是不能再干了，临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于是戴笠忍痛割爱，将这个位置暂时“让”了出来，交给了杭毅，1938年8月又换上了孙谋。

杭毅，1894年生，浙江海宁人。

许多人都认为杭毅是军统分子，其实不是的。

杭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在黄埔军校训练部当过“特别官佐”，因此马马虎虎也算跟“黄埔系”沾点边。

在国民革命军中，杭毅的资格很老，1926年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连长，参加过两次东征，也参加过北伐。南京“国府”成立以后，杭任杭州市公丨安丨局长。

1929年，江苏省金山县钱圩乡农民徐书生起兵造反，号称“天下第一军”。1930年，金山、平湖两县联合清剿，平湖方面的负责人就是前面说过的徐朴诚，时任浙江省水警队长，同时以杭毅为嘉(兴)、湖(州)剿匪指挥官。

杭毅是“警政专家”，曾到日本学习考察。1932年，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以杭为省府驻陕北榆林地区财政专员。西安事变后，杭毅任西安市丨警丨察局长兼十七路军参议。

张毅夫说：“当时西安丨警丨察局长杭毅不是军统分子，但丨警丨察局主要成员督察长舒翔、侦缉队长许忠五、分局长李翰廷以及司法科长都是军统特务，杭毅也处处靠拢军统局，看着军统局的颜色行事，实际上，该局完全为军统局西北区所控制运用。”

再就是马志超曾兼任的陕西站站长，西北区恢复以后，原陕西、甘肃两个“省站”分别降格为西安站和兰州站，其中西安站站长由西安市丨警丨察局第一分局局长李翰廷继任。

此外，西安市丨警丨察局侦缉队队长，依然是“密查组”时期的老资格许忠五。许这个位置十分重要，因他同时承担西北区的行动任务。张毅夫说：

“西北区初成立时，所有侦捕、暗杀任务，交给西安丨警丨察局侦缉队长许忠五执行。侦缉队是一个藏垢纳污的大杂烩，特务、流氓、地痞、恶霸、骗子、小偷，什么人都有，不容易确保秘密。”

前面说过，许曾奉马志超之命、派人去监视杨虎城，结果露出马脚，杨大怒，要“收拾”马。

张毅夫说：“1937年军统局西北区恢复之后，我吸取了这个教训，凡是监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及杨虎城旧部等等重要任务，不再交侦缉队去执行，另设立一个专搞行动捕杀的秘密组织——特务队，派西安站长兼西安丨警丨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担任队长。”

张回忆说：“迄1938年，李翰廷因为兼职太多，辞去西安站长职务，在丨警丨察第一分局长职务的掩护下，专负侦捕、暗杀的责任。同时，‘特务队’这个名字刺耳朵，引人注意，为了遮掩秘密，我与西北区股长丁敏之、李翰廷计议把特务队改名为直属组，仍由李翰廷担任组长，并加派***叛徒、军统局有名的刽子手张春记任副组长，该组共有组员十几个人。”

张毅夫说：“直属组设在西安莲湖公园附近，附设一个秘密禁闭室。直属组专搞逮捕、看守和暗杀，不做情报。所在地不挂招牌，除组员之外，包括组员的家属和任何其他特务人员一律不准到直属组去，完全与外界隔离，电话只许打出来，不准外边的人打电话进去。”

西安事变政治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即开始在西安公开接触，探讨红军改组的相关问题。此后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局面形成，八路军于1937年10月在西安设立了办事处，以伍云甫为处长，并派八路军高参宣侠父中将常驻西安，从此西安便成为国共两党暗战的前沿。

张毅夫很敏感，当即电戴笠报告此事。不久，特务处回电指示：“关于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

接到指示，张召集西北区情报股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和直属组长李翰廷等研究“监视”办法，觉得很困难，因“八路军办事处前面为一片辽阔的广场，派人监视太费事，不容易隐蔽身份，而办事处后门为另一条马路，更难做到严密监视”。

张回忆说：“经张毅夫、李翰延到后宰门围绕八路军办事处实地考察，又经过仔细考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借口加强丨警丨察岗哨，保护居民，在后宰门广场正对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门，相隔约200 公尺的地方，由丨警丨察第一分局加设一个派出所，在办事处的前后门，加派两个固定的岗哨，实际就是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固定监视哨。”

这个“派出所”的任务比较单纯，张毅夫明确指出：

“其任务是对八路军办事处固定监视，不作流动侦察。监视对象为办事处长伍云甫，**西安最高负责人宣侠父，办事处所有成员和从陕北来往西安的人，以及由西安运往陕北的军用品、武器等等。此外，前往办事处的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各色人等都是监视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