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50)

乔家才要跟夏天放好好“掰饬掰饬”，他说：“今天特意来看你的病，同时也是来同你论理，我先问你，你讲不讲理?”

夏听了，转过脸来问：“你同我论什么理?”

乔说：“我问你，译电科积压了十七万多字，万一把重要的电报耽误了，是杀你的头，还是杀我的头?”

夏无言以答。

乔一看更来劲了，说：“当然是杀你的头。译电科积压了许多电报，你自己发愁，你报告了毛先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越积越多，积到十七万字。我怕你的脑袋保不住，一个报告，不到三天，把译电科的积压肃清了，摘去你的愁帽，你不但不来感谢我，反而恨我，记下莫大的冤仇，真是岂有此理。”

乔得理不让人，接着说：“我的报告只有两张表，不过把译电科积压了那么多的电报这一事实，让戴先生知道，既没有说你夏科长领导无方，也没有说你们译电科的同志工作不力。你要知道，只有让戴先生知道积压那么多的字，才能给你解决问题，挨一顿骂，算个什么?你这家伙，不推敲事理，糊里胡涂记恨别人，丝毫不讲道理，你自己说，该死不该死?”

乔家才回忆说：“天放兄猛然坐起来，伸出他那只闹湿气的肮脏手，要同我握手，他笑了，从此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正是在这个时期，戴笠发布了他那项著名的规定——抗战期间不准结婚，由督察室监督执行。

乔家才觉得这事挺麻烦，他回忆说：“据说，已经有好几对违反禁令，偷偷结婚的夫妇受到处罚。在我担任督察主任期间，万一发生了结婚事故，该怎么办呢?不处罚新结婚的夫妇，那是执行命令不力，有愧职守；认真处罚吧，太煞风景。必须找个机会，同戴先生谈谈这个问题。”

某次，乔觉得时机合适，于是说：“戴先生，抗战期间，禁止结婚，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措施。”

戴问：“怎么了不起?”

乔颂扬说：“我们抗战，是长期的，说不定要同敌人打十年八年，结了婚，不但影响工作，而且因为生活困难，将来不知道要焦头烂额到什么程度。现在冻结了结婚，使没有结婚的同志免去家庭负担，专心一意，努力工作，不要因为生活而苦恼，自然减少许多麻烦。”

戴听了很高兴，说：“是这个样子。”

乔话锋一转：“不过为了禁止结婚，不惜处罚同志，未免太严格了一些。”

“不这个样子，这个命令还能贯彻吗?”

“戴先生，有时候不能不结婚呀。”

“为什么?”

“譬如说，他们已经有了孩子，不结婚，孩子生下来便成了私生子。私生子多么不名誉，为了孩子将来好做人，就不得不结婚。据我所知，大家都怕受处罚，没有人敢尝试结婚，万一有极少数的入，偷偷结婚，一定是出于不得已。我非常拥护戴先生的结婚禁令，不过在执行方面，略为放宽一些，就符合戴先生所说的天理、国法、人情了。”

乔家才回忆说：“戴先生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他歪着脖子，绷着嘴巴，两手交叉搁在胸前，好像在点头，又好像在思考，如果我领会的不错，应该是意在不言中。因为在我任督察主任的期间，没有因为结婚，处罚过人。”

这一时期，戴笠还颁布了一项更加难于执行的规定：严禁打麻将，并由督察室负责监督。

麻将是“国粹”，想要禁止，难度可想而知，但戴笠的“罚则”更可说荒谬绝伦——抓住枪毙！

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规定，如何可以执行，难不成抓住了真的拉去枪毙！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抓，把这个规定“阴”干了它。乔家才说：

“督察室要认真执行他的命令，我们雷厉风行，整天嚷吵着，要捉人。周督察会议，更是说得声色俱厉。这样一来，胆小的同志绝不敢尝试，胆大的又何必自找麻烦，所以不能说已经禁绝打麻将，的的确确少得多了。说实在话，我最不赞成打痲将，可是也不赞成为打麻将严厉地处罚同志。”

对此，戴笠当然很不满意，在“总理纪念周”上点名批评：“督察室不负一点责任，连一个打麻将的都没有捉住。”

隔一周，戴笠又开骂，乔家才觉得不能再装傻了，必须请戴收回成命。他回忆说：

“纪念周完毕，我去找戴先生，他正在上坡，预备从后门乘车出去。我紧走几步，追上他，跟在他的后面。”

戴笠说：“有什么事吗?我有事，只能耽搁几分钟，就在这里谈好不好?”

乔说：“戴先生，你要处罚打麻将的，是什么目的?”

戴问：“你说是什么目的？”

“是不是要大家不要打麻将?”

“是的。”

“那么，不严重处罚人，大家不再打麻将，行不行?”

“行。”

“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再打麻将了，如果戴先生抓得住?连我也陪着受处罚。”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

“好，我得走了。”

从此“打麻将枪毙”之说不再提起。

干了半年多督察主任，乔家才实在是不想干了，他说：

“身为军人，在这大时代当中，老躲在后方，未免辜负了大好时光，况且督察工作干得太久，会助长我的缺点，对自身毫无益处，实在不能再干下去。”

乔回忆说：“我向戴先生提出辞职报告，如石沉大海，写信给他，照样不理。有一天，我特意到曾家岩看他，想谈谈这个问题，他让我坐在外屋等着他，隔着玻璃窗，眼看他在屋里处理公文，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听到警报，他才出来，要我一同乘车到罗家湾，他怕我提辞职问题，总是避而不谈。戴先生认为我对督察工作，做得还不差，不愿意我放下这项工作，我必须让他了解，我做其他工作，也许比督察工作更好些。于是我考虑了很久，想到给他写一封比较长的信，先讨论问题把调换工作放在后面。”

这次，戴笠终于同意了，起因是著太行山的二十七军范汉杰部向军委会请求派一个熟悉晋东南情况的人协助工作，戴笠当即派乔家才去，并决定成立“晋东南站”，以乔为站长。

乔家才说：“其实我这个山西人，不但对上党的情形一无所知，而且根本就没有到过这一个地区，此行能不能不辱使命，对范军长有所帮助，连我自己也觉得毫无把握。”

此时，刘培初也要走了，兰州“视察”之后，戴笠要他接任兰训班副主任，被刘拒绝，戴曾在某次会议上说：“无人敢不听我的命令，只有培初同志如此。”

正好军令部要派一个驻湖北恩施第六战区的少将高参，刘表示愿意前往。他回忆说：“此行成为我离开戴先生工作的一个契机，这是事前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临行，戴笠设宴为乔、刘饯行，乔回忆说：

“席间，他（指戴笠）说我们两个人都是悲观的，我立刻否认。说实在话，我对任何事情，不但不悲观，而且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戴先生说我们悲观，大概是因为我们对许多事情看不顺眼，常表示不满的缘故吧?尤其我从华北回来，因为平津工作被敌人破坏，使许多同志牺牲，曾对中央机构予以严厉的批评，戴先生是不会忘记的。”

乔家才说：“其实，不满和悲观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戴先生精力充沛，最怕别人消极和悲观，听到我不承认悲观，非常高兴。一个悲观的人，要到前方去工作，的确很危险，他深怕我们沾染上悲观的气氛，所以特别提醒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