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46)
“四一”过后，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越来越厉害，乔家才回忆说：
“大概是五月里，敌人对重庆又来一次大轰炸，罗家湾也成了轰炸目标，我们一共中了三颗丨炸丨弹，一颗丢在防空洞上面，可是我们的防空洞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经过这次考验，大家对防空洞的信心增加了许多。轰炸过后，我们疏散到海关巷，我们住在三楼，二楼是戴先生的临时办公室，有时候他来这里会客，或者办上一两个钟头的公。”
督察室搬出罗家湾，是毛人凤早就策划好的，刘培初甚至因此去职，乔家才跟他不一样，因为他跟毛人凤彼此看着都不顺眼，搬出去挺好，眼不见心不烦。乔回忆说：
“戴先生很重视督察工作，他亲口对我说过，督察主任要上打昏君，下打奸臣，把他自己也列入被督察的范围。可是毛人凤压根儿讨厌督察工作，我做了督察室主任，他还是想把督察室赶出罗家湾。好像眼前看不见督察室这个机构，他的精神就舒畅了。他借口空袭。要督察室离开罗家湾，迁往海关巷。我和刘培初的想法不同，不但不拍案叫吵，而是正中下怀，远离罗家湾为妙。”
乔还说：“后来毛人凤觉得，发出警报，我在罗家湾时，负责维持秩序，情况要好的多。于是又要督察室迁回罗家湾。我不愿意挥之即去，招之再来，拒绝迁回。后来督察室由海关巷迁往大巷子，就是不回罗家湾。”
就在这时，乔家才病了，拉肚子。他回忆说：
“重庆的夏天，天气炎热的使人发闷，我又整天到处跑，中午赶不回去吃中饭。上大馆子，薪饷有限，吃不起。只好进上海小馆子，吃一碗猪油菜饭，这是重庆最经济而又比较卫生的午餐，进出的人，大都是公务人员。天热跑路太多，饮食又不正常，终于拉起痢疾来，在当时，还没有发明抗生素，没有痢疾特效药，一病就是一个多月，每天拉二三十次。”
按：当年卫生条件不好，痢疾可能是最常见的疾病了。1944年，戴笠在“四一大会”的演讲中，曾说：“记得今年三月十日，我在××肚痛泻得很厉害，大便变成小便，知道自己身体万分不能支持，想叫重庆随来的同志交代几句话。……”
——闹肚子居然搞到要交代后事的地步，可见其厉害。
乔家才回忆说：“一天，戴先生叫我到他的二楼办公室谈话，我的痢疾刚好了三四天，瘦的像个猴子。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书写什么。说了一声‘请坐’，继续完成他的文件。当他看见我瘦成那个样子，追问原因，经我说明，他才知道我刚害过一场大病。”
这时戴笠开口了：“家才，你说我们团体里那一省的人最多? ”
乔答不上来，戴笠说：“湖南人最多，浙江第二位，广东第三位。
接着戴又问：“那你们山西人有多少？”
“这个，我也说不来。”
“你们山西人最少。”
接着戴笠又说：“你想，以你们山西人的生活习惯作标准，以你们山西人的眼光来看湖南人、浙江人和广东人的生活习惯，你能够看得顺眼吗?”
戴笠自问自答，说：“当然看不顺眼。在我们团体里要想找像你我这样的人，除了你和我，你能找得到吗?”
不等乔说话，戴又说：“当然，不会找到的。所以，我们肚量必须要大，大到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我们用人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
在这里，戴笠既有可能是听说了乔与毛“较劲”的事，而对他进行“讽喻”。乔家才说：
“这一场谈话，戴先生的用意很深长。他深知我的个性是嫉恶如仇，嫉恶如仇的缺点，就是胸襟狭窄，胸襟狭窄就不能容人容物，不能容人容物就不能担当大的责任。大概经过几个月的考查，他觉得，我的个性虽然嫉恶如仇，尚能顾全大体，懂得人情道理，并不尖酸刻薄，可以为他负点责任。这次谈话，假如不加思索，好像有些突然，实际上在提醒我，要我时刻注意自己的缺点，养成容人的雅量。”
——不过，乔的脾气始终未改，所以后来差点给毛人凤整死。
看来，戴的那句话：“在我们团体里要想找像你我这样的人，除了你和我，你能找得到吗?”确实是对的。
稍停，戴取出一个小瓶子，说：“这是英国鱼肝油，市面上买不到，你的身体太弱了，需要补药，你拿去吃吧。”
乔家才说：“他一边说，一边把瓶子递给我，然后同我握手。我道了谢，很费力地爬上三楼。督察室的同志们看见我拿回一个小瓶子，问我怎么一回事，我告诉他们，是戴先生给的鱼肝油丸，他知道我害了一场大病，特地送给我。他们一听是戴先生的鱼肝油丸，好像宝贝似的，天真地倒出来，每人吞了一粒。”
此后不久，督察室又搬到大巷子（即马鞍山），这时，重庆遭遇了一波更大的空袭。乔家才回忆说：
“海关巷住了两个月，又搬到大巷子，敌人又来了一次更野蛮的空袭，投下许多燃烧弹。当我从防空洞出来，一看四周，一片火海，远处有十几个火头，燃烧的特别旺盛，火光冲天。我们大巷子的房子是独立房屋，几被四周的火苗所包围，我怕火漫延过来，大家动手，赶紧把公文箱子和重要的东西搬到屋后空场的中央，以防万一。幸好四周的火苗并不猛烈，不久都被扑灭了。”
乔家才回忆说：“大小梁子到校场口一带繁华区域，火焰混合烟雾，弥漫了整个天空。警报还没有解除，消防队已经开始行动，扑灭火焰。几个钟头以后，我到大梁子一带绕了个圈子，最精华的地区都已化为灰烬。敌人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重庆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许多被炸死、压死、烧死的人，都埋在瓦砾断木底下，他们的家属一声不响，用铁锹发掘，这些人的面部表情，愤怒到极点，忘记了悲伤。”
这次轰炸，赫伯特?雅德礼在他的回忆中也有记述，他描述当时的惨状说：
“头顶的电线上挂着一个女孩的尸体，脸和身子看上去都完好，却已经死了。放眼望去，这里是一个小孩的头，滚落在水沟里；那里是一堆断肢残臂，全都支离破碎。到处是抬担架的人。他们把伤者抬走，把死者推到一边，或随意乱踩。我只能无助地观望，因为对急救知识一窍不通。那些抬担架的人看来也不懂。”
雅氏说：“柏拉图说过，生命不过是虚幻的演出，对城邦的占领和掠夺，以及生命的所有苦痛，其实都是一种不真实的壮观场景。但是，对于那些被弹片炸得身首异处的重庆人来说，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相比于雅氏，乔家才是中国人，愤怒的感受就更加强烈，他回忆说：
“电灯线被炸断，被烧毁，电线杆倒在路旁，全市归于黑暗。市政当局规定，晚上，每一家门口必须挂一盏灯。有一家门口，挂着一只白纸糊成的四方灯笼，上面写着十四个墨笔大宇：‘父传子，子传孙，生生世世，勿忘此仇。’这十四个字，写尽每一个黄帝子孙内心里所蕴藏的愤怒和复仇的决心。我从这些民间的真实情况，深深领略到敌忾同仇的伟大力量，更相信抗战必胜，敌人必然失败。”